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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或是收为官有了。
这些还是不是“衰世之造”？恐怕是世未处衰而作诗文之人是越来越倒霉了。
“失志”而作赋，因为诗成为“经”，不便用来发牢骚了。文士在东汉比在西汉
更倒霉，所以到东汉时三家《诗》不传（仅存《韩诗外传》），而讲“美、刺”
的《毛诗》独传。从风谣引出的五言诗，《羽林郎》咏“酒家胡”女被调戏，《
陌上桑分咏罗敷拒官，《孔雀东南飞》伤焦仲卿夫妇（梁、祝前身？），都出来
了。特表同情于妇女，因为文士自觉受屈了，不再是“言语侍从之臣”了。变化
不仅是四言五言形式问题。形式可以交错以至并存，但是要“失志”而“言志”，
《诗》不行了，《春秋》（史）不行了，《乐府》歌谣不行了，赋不行了，都收
归官府所有了，得志才能写出了。东汉的书生和东周、西汉的书生处境大有不同，
因而“文体”（不止是语言构造还加上风格）非变不可了。五言的“流行歌曲”
应运而兴了。张衡《四愁》、梁鸿《五嗯》，是创新之作，是先驱。
诗、赋、《春秋》和《大雅》、《颂》不同，都是符号书。作者以符号隐其
“失志”时的“讽谕之义”。读者从符号引申出原来有的和原来没有的自己之意。
太史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演《周易》，仲尼作《春秋》，都是
“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就是发泄愤慨，和《论语》中的“发愤忘食”不
同。“元亨利贞”，“春王正月”，“关关雄鸿”，有什么愤慨？这就是说，《
诗》、《春秋》和《易》同样是符号之书，可以供读者作各种解说。司马迁的解
说是“愤慨”，从文字符号看出其意义是愤慨，是有感而作，不是无病呻吟，不
是千金卖赋。因此，他作的《史记》也是发泄愤慨，成为“谤书”。史官为官府
所忌，春秋时董狐、南史氏等人已经开始。司马迁受刑，班固入狱，范哗被斩，
前四史作者只有陈寿贬官未死。当然罪名都不说是修史。汉晋非“正史”的史书
不传。《晋书》是唐太宗亲自主编的，他还动笔写《王羲之传》。史书即使是私
人所作，也须“钦定”。此后“正史”几乎全是官修。新朝的第一件事便是修前
朝史，因为涉及本朝，有忌讳。非官修的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官气也足，否
则不会人“正史”。私人修史书是大禁忌，是清代文字狱的大案。《春秋》的
“发愤”传统断绝了，变出另外的文体“野史”即笔记小说了。有愤总是要发出
来的，不过是变个样子。
不仅史官，一般书生遭难也一代比一代重，所以符号之书也一代比一代多。
文体屡变而不离其宗：“发愤”。这是一条线。《大雅》、《颂》歌，朝廷《乐
府》以及科举诗文，应世之作，另外自成一线。现在人认为文学意义重的多数是
符号之书，“发愤”的牢骚之作。“失志”而隐其意，编出各种各样符号诗文，
这和读书识字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情况是分不开的。
东周时文士武士都称为“士”。武士供人驱使，如“二桃杀三士”的勇士和
专诸、荆柯等侠士。文士此时最为得意，可以各国奔走游说做官。有四大公子孟
尝君等供养为“客”。可以到齐国稷下去高谈阔论。可以如孟子“后车数十乘，
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滕文公》）。可以如苏秦、张仪当说客，逞雄
辩，挂相印。可以如孙武教练兵，孙殡当参谋打仗。可以如李斯作为最后一名最
得意而下场也最糟糕的士当客卿宰相。可以如孔子及其门徒以及老、庄、墨、杨、
许行等等后世知名与不知名的诸“子”（先生）收门徒当传授本领的老师。口头
传授以外还可以由自己或门徒刻竹简著书传之后世。至少还可以当隐士如《论语
》中所记的那些人。倒霉的自然也不少。百里奚被卖为奴，价钱是五张羊皮。范
唯差一点被害死。他们由于后来成了秦国宰相而知名。秦国也因为收罗这些各国
人才而强大。韩非入秦遭忌入狱而死以及秦始皇“逐客”而留下“谏逐客”的李
斯，这可算是疑案。倒霉而没有发迹又没有书、没人提到的可能更多，如鬼谷子
就只剩个名字（书晚出）。士的倒霉还往往是被士所害，孙殡断腿传说就是老同
学庞涓害的。
秦统一天下之后，武士转为侠，文士只准许“以吏为师”学秦法。于是文士
转而与当时受重视的方士相结合。可能方士出于齐而文士（儒生）出于鲁，两者
化而为一。殷商的甲骨占卜，挂文王周公招牌的八卦卜筮，吸收神仙之说，又加
上楚国巫师的降神招魂法术，混合起来，提高了，放在孔圣人名下，用上好听好
看又含糊的字眼，排成系统。有《经》，有《纬》，有古，有今。如《礼记·中
庸》里的孔子仲尼已经成为天神了。这些人在汉代上升到朝廷。先是叔孙通演
“礼”，后是董仲舒论“天人”，受到本来不喜文士的刘邦、吕后的后代的欣赏，
因为他们自觉江山坐稳了，要当神仙了。西汉文帝和武帝时各种人物进入朝廷，
包括文人。司马相如会作赋，可以既得有厚奁陪送的寡妇卓文君为夫人，又能得
皇帝宠幸当御用文人，还能以千金卖赋给皇后，然而这些文士表面上受尊崇，实
际上被玩弄。司马迁自己说，史官是“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
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普通老百姓也瞧不起文人，当他们是弄臣。
夸赞之词是他们自己作的。东方朔有学问不过是给皇帝说笑话。在皇帝眼中这些
人有什么地位？《汉书·王褒传》中记汉宣帝引《论语》中孔子的话说，“不有
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宜帝说，辞赋是“贤于倡优博弈远矣”。远也还是
一类，并不与天心民意治乱相干。这是说那位献《圣主得贤臣颂》得宠的王褒比
“倡优”即艺妓之类好。和王褒同列于一传的共有九个文士。其中多半做了官又
被杀，如以休妻留名而以“说《春秋》言楚辞”得到皇帝赏识的朱买臣，“下笔
语妙天下”的贾捐之（贾君房），以要求用长缨系南越（两广）王而出名的终军。
只有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的徐乐，仅录下一封精辟的“上书”而
未提生平。这些文人还学“长短纵横术”，论征伐南越（两广）。但在皇帝眼中
不过是“倡优”同类，高兴时就用，得罪了就砍掉脑袋。这时名为“尊儒”，实
际上《经》早已不行，只在学官中的“博士”诵习辩论，敷衍门面，自夸自赞。
皇帝爱好的是神仙和武功，不是儒术和文章。《纬》书出现配《经》书，可惜汉
以后亡了，只剩断简残篇，不见当时朝廷与民间的“显学”全貌。
东汉时《谶纬》流行，皇帝用宦官掌权，文士靠名流推荐。名气大了，于是
拉帮结派议论政治，惹出“党锢”之祸。大学者郑玄在民间编注古书以授徒为业。
西汉末严君平卖卜，东汉初严子陵钓鱼，梁鸿当雇工，隐士多起来了。文士不再
向朝廷集中而散处四方，接近了“风谣”，“发愤”也不全作已由官办的赋或史
了。要革新文体，于是新的诗兴起，五言诗盛行。以妇女为内容的诗多了，有些
像《诗》经。恐怕不是妇女地位忽然升高（诗多是男子作的），而是作诗的男子
自己感觉到地位低下和当时的妇女差不多，同样受玩弄，受凌辱，受欺骗，又有
时受宠幸，所以借同情发泄愤慨。情况相似，不过是女悦人以色而士悦人以才罢
了。同时书也多了，有了纸，不是西汉时只有简帛了。知道的事越多，牢骚越大，
厌世之情随做官之难并起。《古诗十九首》正是不折不扣的“发愤”之作。作者
是文士乎？“倡家女”、“荡子妇”乎？请读《文选》便知。三国六朝文体于东
汉已见萌芽，可惜不久又被皇帝收进宫廷了。
唐代改汉代“选举”（推荐）为科举（考试），提倡诗文，收录文士。此时
通用纸张，读书著作比从前容易，新出诗文不比《诗》、《春秋》、赋可以归于
一统，收不全也堵不住了。文人的生活道路也多了。李白可以当宫廷供奉作《清
平调》娱乐皇帝和妃子，也可以走遍江湖不愁衣食，还作豪言壮语说：“千金骏
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虽是说大话发牢骚，也不是以前文人说得出的。
杜甫在长安“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后来还能
在成都草堂住下。“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节度使严武可以照顾
他。打秋风，受礼，或如韩愈“谈墓”，吹捧死人卖文等等，生活来源比秦、汉
时多了。直到后来清朝的袁枚，在南京住在自称是《红楼梦》大观园的随园里花
天酒地，大作《诗话》，靠的是两江总督和一些他以吹捧诗为报酬的官僚送礼，
显然不是靠他当短短一任县官就能过后半辈子阔佬生涯的。
公元九O 七年是个可作为标志的符号年。这一年唐朝亡了，是后梁元年，同
时是契丹（辽）太祖元年，十国纷起，还有南诏、于阗。五代不能算朝代。后晋
石敬塘受契丹册封，自称“儿皇帝”，割地燕云十六州，岂能称为一代？这不过
是宋朝人为了争正统拉出一条线来，掩盖多族多国多文化的新春秋战国南北朝的
形势而已。公元一二O 六年，即蒙古（元）太祖元年，是另一个符号年。以后直
到公元一八四O 年，清道光二十年庚子才有另一个符号年。
这一千年中的文体变化依然是四边形，上下为文、词曲，两旁为诗、笔记，
与唐以前的图形相配合。
清道光三十年庚戌岁末，照阳历算是一八五一年初，太平天国起义。这以后，
四边形加上外来影响又变了。上下为散文、戏剧，两旁为诗词、小说。
文体之变不仅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