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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进行集体“会诊”，“品头论足”，以便收到兼听则明之效；及时反馈功能，即充当领导部门或领导人的耳目，就有关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情况收集起来，反馈上来，以帮助领导及部门了解情况，调整决策，簿等。可见，现代智囊团的本质，在于发挥人才群体的智慧和作用，“保证各项重大决策的及时性、正确性，是现代各类领导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也完全适应于现代军事谋略活动的需要。我们必须重视建立和健全服务于军事谋略的智囊咨询机构。
实际上，现代智囊团是从以往军事机构中的“谋士”、“军师”、“幕宾”及“参谋”等演变而来的。在我国，运用一技之长、一得之见的人辅佐国家朝政、谋划战争方略的作法，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后，历代都有一批“谋士”、“军师”人物，为统治者制定各种政策、出谋划策。在国外，17世纪中叶，路易十四的法国军队中首次出现了参谋长一职，为军事首脑出主意。19世纪初，参谋部制在普鲁士军队体制改革中诞生，并逐步为各国军队效仿，一直延续至今。不过，这些做法或制度同现代智囊团相比，是有重大区别的。
首先，以往的智囊人物主要是个体活动，由个人向领导提供建议和办法。而现代智囊团注重集体智慧的发挥；其次，以往智囊人物的工作基本上凭经验、推理行事，是“手工劳动”。现代智囊团不仅有经验和理论的指导，而且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第三，以往智囊人物大都隶属于某个领导人，在工作中难免出现看上司的脸色办事，其建议和意见的科学性、正确性受到很大限制。而现代智囊团大多为独立研究机构，因而一般能够比较客观、求实地提出咨询报告，等等。
近年来，我军的咨询工作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了部队、院校和地方相结合，参谋人员、军事理论教研人员和社会专家学者相结合的咨询工作新格局，并且已经建立起了一些全国、全军或地区性的智囊咨询机构。它们在筹划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过程中，在确立我国军事战略和未来反侵略战争指导方略的过程中，在研究、设计新时期我国国防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智囊咨询机构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有些领导同志对智囊咨询机构的建设及其作用的发挥重视不够，在决策过程中不善于走群众路线，也不注意听取有关专家、学者及其他参谋咨询人员的意见，使有些决策由于缺乏科学论证而发生失误；二、智囊咨询人员素质不够高。知识、年龄结构不够合理，三、组织比较松散，独立研究能力较差，不时出现报喜不报忧的现象等。
解决上述问题，就军事谋略来讲，主要在于谋略决策的“拍板人”，而正确处理好个体与群体、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首先，领导者作为军事谋略的决策人，应该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咨询工作，重视军事谋略智囊团的建设。现代智囊团的出现和咨询工作，是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战争对军事谋略这个大系统提出的客观要求。仍然全凭个人经验和知识进行谋略决策的领导人，无论其经验多么丰富、知识多么渊博，却绝不可能成为现代谋略大系统的“万事通”，因而作出的谋略决策难免发生失误。如果智囊团的作用发挥得好，领导者则可以摆脱许多谋略活动细节及许多具体繁杂问题的困扰，集中精力在智囊团提供的一些谋略方案中进行比较、选择、修订最后拍板定案。
其次，必须严格智囊团和领导者在军事谋略活动中的地位与分工。作为智囊人员不能喧宾夺主，干扰甚至代替领导者决策。而作为领导者，一方面不应干涉智囊团独立的研究工作，更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咨询者。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咨询者的意见和建议言听计从，放弃自己的决策责任。
第三，领导者要宽宏大度，虚怀若谷，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这里主要是要在咨询、论证过程中，允许、鼓励智囊团提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善于用他们合理的意见修正、弥补自己意见的不足，以至放弃自己不正确的意见，做到兼听则明。
我党我军历来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是我们战胜各种困难，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只要我们在思想上重视智囊团的建设，在工作中注意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又把我党我军群众路线的传统经验同现代智囊团建设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有我军特色，又优于其它军队的现代军事谋略智囊团，并在迎接新的军事技术挑战、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谋略学说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七章谋略与情报
军事谋略是否正确，取决于主观能否符合客观实际。准确的情报是谋略的客观依据。
一、情报的定义及其重要性
人们往往将“信息”（INFORMATION）、“情报”（INTELLIGENCE）和“谍报”（ESPIONAGE）混淆在一起，便牵强附会地形成“情报活动”就是“间谍活动”的错误概念。而且间谍活动中的绑架、暗杀等活动容易招惹是非，结果给人造成一种极坏的印象。其实谍报不过是情报活动的一部分，在现代条件下，只有百分之五的情报来自间谍活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原局长杜勒斯说过一句俏皮话：“如果你能使一位官员向你提供重要的内幕情况，这就是情报。如果这位官员把一份保密文件放在办公桌上，而你把它偷走了，这就是间谍活动。”这个说法不失为“行家”对情报和间谍的区分。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的解释：“情报是已获得的敌方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是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
依靠情报来定计用谋，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古时获取情报主要靠探子（间谍），传递情报多利用步、骑与烽火，分析情报还佐以谋士。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所揭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规律，就涉及到情报的作用。没有准确的情报，谈不上知彼。他把侦察敌情提到“三军之所恃而动”的重要地位。
谋略就是一个不断从外界获得情报，并对情报进行传递、存储、比较、分析，判断、运用的过程。
一切谋略的产生，无不首先从获取情报为先决条件。能否全面、及时、准确地获取情报，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危和战争胜败。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这样的话：“精确而有用的情报如同氧气对于我们的健康和幸福那样必要，我国民经济总值的一半以上都与情报活动有关。情报经常提供必要的活力，它点燃创造发明的火焰，它帮助人们决策世界上日益复杂的各种问题。”
现代战争条件下，军事谋略者掌握情报、判断敌情的任务日趋繁重。不论谋略的预见性、周密性，还是灵活应变，都是以对情报的及时全面掌握、准确分析判断为前提的。战后局部战争的经验证明，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信息战、情报战，因而军事谋略中情报的地位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了。
二、谋略对情报的要求
谋略是否有效与作为其基础的情报有密切关系，最佳谋略要求最佳的情报。谋略对情报的要求通常用5个指标来衡量：
1、相关性。为谋略提供的情报必须认真筛选，只有与谋略相关的信息、资料、数据、动态才具有价值。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
现代战争条件下，情报工作的新特点之一是情报量的“爆炸式”增长。即使规模不大的局部战争，都不仅涉及到国家的军事情况，而且涉及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情况，不仅涉及以往战争中常见的敌情、我情、地形、气候等情况，还涉及双方拥有的大规模杀伤兵器的数量、部署，有关辐射、化学、细菌以及无线电技术的设备等情况。就是说，现代军事谋略所需要的相关情报内容极其广泛，数量极其庞大。据有关资料介绍，要挫败对方一次大规模的核袭击，指挥控制系统每秒钟就得处理500亿个指令。不仅战略行动所需要情报量如此大得惊人，战役、战斗行动所需要的情报也与日俱增。苏军现在一个师搜集情报的地区比以往增大了2。3倍，情报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加了2倍多。如此大量的情报，达到全面掌握，并去粗取精，筛选出有用的相关性情报，无疑是要求很高的。
2、准确性。军事情报必须真实，符合客观实际。但敌对双方为了掩盖各自的意图，都在互相欺诈、伪装，制造假情报。所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建立在错误情报上的决策，后果不堪设想。
现代战争条件下，敌方会利用各种新技术，施展障眼法。许多武器装备正在向隐形化方向发展，不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不易被发现。而且情报输送渠道的保密技术水平提高了，造成了截获难、破译难的状况。因此，要准确地获取情报，更加需要提高斗智水平。
3、完备性。现代战争条件下，情报尤须系统、全面、不断充实。不完备、不确定的情报越多越大，谋略越无把握，所担风险越多。但情报的完备性是相对的，绝不可能获得十分完备的情报。由于环境的变化、事态的发展，原先许多供选择的方案失效了。当你在获得完备情报之时，正是敌人采取其它行动之日，很有可能最早收到的情报其生命已殆尽。所以谋略者应重视完备性和时效性的辩证统一。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