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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溃败使陆军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乎是翻了一个身。文职官员再也不能干涉陆军的内部事务了。从今以后应该乖乖地听话的是那批政客，他们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对军人摆架子，发号施令了。政客们对军人们发动政变的可能感到忧心忡忡。尼赫鲁在十二月致罗素的信中提到“军人意识在印度的蔓延和军人权力增长的危险”。印度政府还拟出了防止军人夺权的方案。比·齐·帕特奈克除负责募集和训练西藏难民回国进行游击活动外，又奉命制定应付政变的计划，并由情报局长马立克充当他的副手。高级军官受到了监视，他们的谈话被窃听，据一名同这些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人员说，甚至对来访的英帝国参谋总长理查德·赫尔（Sir Richard Hull）将军的谈话也同样地进行了窃听。中央后备警察的几个特务营也部署在首都附近。还制定了一项计划，准备在一旦发生政变时，在陆军还未来得及劫持尼赫鲁之前，迅速地把他送到这座古老城市的某个安全地点隐藏起来。其实这些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军人们十分安心于进行他们份内的工作，他们对将要进行的重新装备和扩编队伍的巨大任务尤其感到高兴。虽然如此，恐惧仍是实情，而且始终存在，这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尼赫鲁逝世的那一天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当天，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将军增调了几千军队进入首都，以加强送葬队伍所经过的道路和火葬场的警戒。这就使马立克怀疑政变终于就要发动，政府也加强了监视。在葬礼后，乔杜里中暑躺倒，这才使文官们松了一口气。后来，国防部部长恰范要求乔杜里对那次调动军队作出解释，乔杜里激愤地指出：根据他参加甘地葬礼的经验，他有充分理由认为可能需要增派部队以免人群拥挤、秩序紊乱。象过去一样，这不但是一场虚惊，而且愚蠢可笑。有人说这同马立克对乔杜里的私怨有关，因为乔杜里曾批评情报局对一九六二年战败负有责任；这种说法也许有点道理。
用一般的政治术语来说，作为边境战争的后果，印度政局明显地向右转。但说得更确切一点，印度左翼作为一支全国性的政治力量暴露了它固有的肤浅和软弱性。边界争端加速了印度共产党原有的分化，而边境战争又使分化扩大为公开分裂。当时控制印共领导机关的右翼分子宣布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战争努力，并号召要“团结一致地支持”尼赫鲁，要“加强他的地位并执行他的命令”。在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刻，印度政府一度不加思考地大批逮捕印共，此后又有分别地释放了其中的一些右翼分子，这个作法更加重了印共的分歧。此后，分歧一步步转化为正式的分裂；而当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出现的分裂，也为他们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分野。由于共产党议员的内部分裂，使他们在议会中的影响比以前更为下降。然而在左派领导下的共产党，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仍保持着自己的实力。后来进行的选举，证明左派共产党人直言不讳地同情北京，拒绝谴责中国进行侵略，并没有使他们在群众中降低声誉。
非共产党左翼主要是由于梅农的下野而受到所谓的削弱，这就使得政府中的右派的对手只剩下了风烛残年的尼赫鲁，右派所要反驳的也只是这班人过去所作的社会主义诺言。但国大党左翼原来就是徒负盛名的。独立后多年来，有许多社会党人脱离了国大党——这些人成为反对党议员后又再度分裂。尼赫鲁在制定国大党政策中虽然能够掺进一些平均主义的诺言，但在地方各邦中特别有势力的右翼分子，不难破坏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现在尼赫鲁在处理外交政策中给印度带来了灾难，这就使得他在国大党内的政敌和各反对党派得以公开地攻击同尼赫鲁有关连的一系列政策。
右翼的人民同盟，或许能够从边境战争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更持久的国耻感中，捞到某些好处，但中印争端对印度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影响远不是带根本性的。它大概只不过是加速了已在发展中的趋势罢了。
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这是边境战争的一个最显著、也许是最悲惨的后果。梅农在一九六二年后谈到尼赫鲁时说：“他垮了，沮丧不堪，因为他耗尽一生精力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完蛋了。”他身上原来剩下来的那点朝气也消逝了，他的背驼下来了，路也走不稳了。他怨恨中国人伤害了他，认为他们辜负了他和他所努力追求的一切。对尼赫鲁的批评开始公开化了；人们又很起劲地怀着期待的心情谈论着“谁是尼赫鲁的继承人”这样一个老问题，甚至认为即将来临的变化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边境战争以后，在印度很少再听到强迫中国人“撤除侵略”的说法——尽管在一九七O年国大党内的反对派还想逼使印度政府做出这样的承诺。前进政策寿终正寝了。印度陆军在拉达克集结兵力并修筑了通往前沿阵地的公路，但这些活动都是在中国主张线之外进行的，而且是防御性的。军人们懂得，在西段中国方面在战术上占有压倒的优势，印军永远不可能向他们发动并持续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只有在别处把中国人打败之后，才有可能把他们赶出阿克赛钦高原。但由于中国陆军在数量上占有全面的优势，他们在西藏高原又具备行动上的有利条件，因此只要中国中央政权不倒，印度就决无希望在北部边境任何地点发动成功的进攻。
中印边境处于休战状态，两国的外交关系不死不活。虽然尼赫鲁受到不少的压力，印度并没有同北京断绝外交关系。然而为了向国内舆论让步，他封闭了中国驻孟买的领事馆，结果使印度也失去了驻拉萨的领事馆——这个损失一定会使英国的寇松勋爵在九泉之下辗转反侧。要过多少年后，印度才可能有人敢于提出同中国修补关系的倡议。一九六九年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曾为此进行试探，但马上就遭到议会的批评。看来中国方面也没有兴趣改善同印度的关系。印度仍坚持对阿克赛钦的要求，同样地，中国的地图也继续置麦克马洪线于不顾，而依然把东段同印度的边界标成是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边沿。如果印度准备接受的话，也许北京长期以来关于以现状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仍然有效。但是如果就这样回复到开头的老样子，就等于印度默认自己犯了错误，抛弃它把自己看成是一九六二年中国无端侵略的无辜受害者的牢固信念，这将决不是容易的。
地图索引（略）
中印边界争端反思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英＇
＇出自《南亚研究》＇ 2000。2
一、“中国1962年的侵略”：印度的弥天大谎
二、争端为何依然未得到解决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英国著名学者，曾在195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7年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此后，马克斯韦尔仍不断跟踪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写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文章。《中印边界争端反思》是他的新作，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1999年4月10…16日一期（第34卷第15期）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进行分析后确认：印度制造了1962年边界争端。它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有其正当理由，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作者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印边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种政策，还可能导致战争重演。
此文的摘要曾在1999年10月12日和13日的《参考资料》上发表。
—— 编者按
尼赫鲁政府寻求独自决定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哪里，然后将它选定的边界线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1962年的军事行动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而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除纳拉辛哈·拉奥政府外，继任的历届政府一直严格遵循这些政策。
一、“中国1962年的侵略”：印度的弥天大谎
印度总理A。B。瓦杰帕伊在其1998年5月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为具政府的核试验辩解时，说到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的武装侵略”和尚未解决的中印边界争执 ＇ 注：A。B。瓦杰帕伊总理致克林顿总统的信，《纽约时报》，1998年5月13日。 ＇ 。印度的政治阶级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来，从一开始即坚持说，边界争端和边界战争是中国扩张的结果，而最后对印度突然进行的“大规模侵略”导致其军队的瓦解。中国的说法相反，它指责印度顽固不化和扩张领土，并将其军事行动说成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伴随着近40年积累的观察并且根据新的材料，现在对导致战争并使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