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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F。M。贝利上尉徒步进入西藏，进行一次长途勘查，为麦克马洪划出边界线提供地理资料；他回程从雅鲁藏布江出发，大体沿着一条自北向南的直线，经过现在成为东北边境特区的地方。他和勘察员摩斯赫德（Morshead）上尉跨过了图龙山口（Tulung Pass）的主峰线，翻越了高达一万五千六百英尺的错山口（Tse La）， ＇ 注：不是色拉，在地图上同色拉相距约二十英里。 ＇ 穿过高约一万四千英尺的波辛山口（Poshing La），下到登班（Tembang）。登班这个村庄地处一道横岭之上，俯视着色拉和邦迪拉之间的主要河谷，到了一九六二年，就控制着色拉和邦迪拉之间的公路。A。S。帕塔尼亚将军对他的任务作出初步估计时，曾预见到中国军队能够沿着贝利走过的路径，出现在德让宗与邦迪拉之间的公路上。但他又认为中国的大部队不可能通过那条路线过来，新德里的陆军总部和情报局支持他这个假定。贝利曾描述这条路的某些部分很不好走。印方可能是这样估计的：既然在一九一三年五、六个人的小队要通过这条路都很困难，那么，五十年后大部队就无法通过这条路了。即便有一小股中国的偷袭部队从这条路插过来封锁这条公路，也可以——或被认为是可以——从邦迪拉或德让宗派出一些部队把他们清除掉。
给帕塔尼亚和第四师的任务，是要他们坚守色拉，从而封闭穿过东北边境特区通向平原的入口。但一开始第四军给帕塔尼亚的命令中还有一项但书：就是如果他在色拉还没有集结好足够的固守兵力前，中国已发动对色拉的进攻，那么，他就有权把部队撤出色拉，并以邦迪拉为主防阵地。这个但书没有规定失效期限和所说的足够固守兵力的数额。因此，第四师就有可能随时把部队撤到邦迪拉。但印军的各级领导，对战斗一旦打响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如果中国部队切断了色拉的退路，就可以采取“箱形”防御战术固守色拉。这是第二次大战中英军在缅甸战役后期行之有效的那种战略。但要固守一个为敌军包围的阵地，不但需要有高昂的士气，而且还要有绝对可靠的空运给养；但到了十一月十七日，色拉驻军的给养仅够一周作战之用。如果想要采取“箱形”战术固守色拉，把邦迪拉当作后方的另一个坚固据点，那么，在德让宗露宿在帐篷里的第四师师部和第六十五旅又是干什么用的呢？如果中国大部队迂回色拉，他们就能迅速消灭师部。第四师的部署，看来还是反映出印度方面那种潜在的和反复出现的信念，即认为中国不会进攻。
东北边境特区的战斗（图）
从十一月初开始，帕塔尼亚又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封锁他认为是中国部队进行迂回运动的可能道路，这更增加了他的师由于布局分散而产生的困难。他派了一个连进驻德让宗以南的普汤（Phutang），防止中国部队越过不丹，从那个方向迂回色拉；又派了一个排进入贝利小道，增援波辛山口的阿萨姆步枪队（波辛山口大约位于从邦迪拉去麦克马洪线的中途）。这些部队都是从邦迪拉的驻军中抽调的。
十一月中，帕塔尼亚和第四师师部愈来愈重视贝利小道。十一月十二日，从邦迪拉抽调了另一个排，第二天又抽调了两个排，增援波辛山口的第一个排。就这样，从邦迪拉驻军中抽调了一个连（属警卫旅联队第五营），零零碎碎地派往波辛山口。迟至十一月十五日，收到一份电报证实了中国部队沿贝利小道南下的消息，电报说，印军先头部队与一个营的敌军遭遇，并被消灭。这份电报转给师部，但帕塔尼亚根本不相信中国部队有一营之多的估计。情报局曾经向他保证，在来年夏季以前，这么多的人马不可能在这条道路上运动。因此，他命令派出另一个连循贝利小道北上，以恢复那里的局势。第二天，又派警卫旅联队第五营的其余部分从邦迪拉沿贝利小道北上，以肃清小道上的中国部队。为了防止敌军改道袭击师部，又从德让宗派出一个连北上，封锁一条可能的通路；并从邦迪拉抽调一个连到德让宗代替该连防务。
这样，到了十一月十六日晚，邦迪拉的驻军已从三个营（十二个连）减少到六个连，仅达该地进行有效防御所需兵力的三分之一。
在这个时候，警卫旅联队的士兵连夜向贝利小道末端的登班进发。十一月十七日晨，他们到达登班，并立即构筑工事，午后不久就遭到攻击。中国兵力估计约有一千五百人。印军抵挡了约三个小时，使敌方遭受重大伤亡；但后来弹药打尽，他们在取得第四十八旅的批准后，试图向邦迪拉撤退。由于黑夜降临，又要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部队失去了控制，联队溃不成军，没有一个人回到邦迪拉，几个星期后，才有些散兵游勇在平原出现。印军又一次部署失当，在没有后勤支援，只有在强行军中能够携带的少量弹药的情况下，同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部队作战，并付出了代价。警卫旅联队溃散后，中国部队切断了邦迪拉和德让宗之间的公路。
正当警卫旅联队在登班打败仗的时候，另一个印度营却击退了中国部队的多次进攻。警卫旅联队是从邦迪拉构筑好的工事中被拉出去，在半路上迎击敌人的；而色拉的防御仍按原定计划进行。印度有一个营作为掩护部队布防色拉以北数英里的地带；十七日拂晓，中国部队对这个营发动进攻。从黎明到午后中国部队五次企图突破防线，但都被击退。进行这场坚决阻击战的是高尔瓦尔步枪联队第四营，就是三周前在达旺以北曾无故惊惶失措，一度溃散的那个营。
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根据计划，命令高尔瓦尔营及其他掩护部队后撤至山口周围的主防阵地。印军五个营的阵地都能相互支援，而且又有足够的大炮，因此这支力量很强；给养能支持多久，部队就能固守多久。但是，当中国对师部阵地发动钳形攻势的轮廓和压力变得明朗时，帕塔尼亚就开始计划和准备撤退。十七日中午过后不久，他要求在提斯浦尔的第四军（他同军部有电话联系）批准旅部自德让宗南撤。当时，考尔还在坐着直升飞机在瓦弄失利的战场后方巡视，第四军的值班参谋拒绝批准帕塔尼亚的要求。
中国大股部队在登班出现，并切断了返回邦迪拉的公路后，帕塔尼亚开始催促上面批准他把第六十二旅撤出色拉。帕塔尼亚这时已看清形势，中国部队切断了公路就意味着色拉将完全依靠空投给养；如果敌军保持一个星期的压力，阵地上的补给就会耗尽，那时敌军将能席卷色拉，消灭守军。在这个时候，德让宗还完全没有作好防御准备，师、旅两级的指挥部都在那里，非战斗人员占了很大比例，因此很容易被中国人攻占。帕塔尼亚原来一直低估中国部队沿贝利小道南下运动的危险性，现在似乎又转而夸大在他后面的敌军兵力。他当时提出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假使不去考虑建议提出的时机的话。如果第六十二旅从色拉撤出，与德让宗的部队会师，然后打通道路，并在邦迪拉集中近三个旅的部队，印军地位就会大大加强起来。第四军的参谋军官们一开始就极力主张这样作——就是说，必须在邦迪拉坚守，因为在那里能够集结一支强大的部队，并且能够从平原上得到支援。原来发给帕塔尼亚的指示中，也曾规定可以如此调整部署。当十一月十七日中国的进攻愈来愈猛烈的时候，他开始要求实行上述调整。然而在战斗愈来愈逼近的压力下，帕塔尼亚没有看到：他的师已经不能再作出这样的抉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了。在中国部队发动进攻前，这样的作法本来是恰当的；但从进攻发动之时起，它就必然要导致灾难。当时，第四师只有两种抉择：要么在准备好的阵地上坚持战斗，拖延时间，直至补给断绝失败成为定局时为止；要么是为时过晚地赶回邦迪拉，而沿着一条可能受到敌人袭击的山路仓卒撤退，那就要冒溃败的风险。
十七日傍晚，帕塔尼亚再次给第四军打电话，要求批准把部队撤出色拉。那时，考尔还没有回来，但塔帕尔和森已到达提斯浦尔军部，他同他们两人通了话。这两位官员当然是考尔的上司，而且一直都密切参与制订抵抗中国进攻的计划，因此，他们既不能推说没有权力，也不能推说不了解情况。但他们都拒绝给帕塔尼亚下达任何命令，而是要他等考尔回来后再请示。在提斯浦尔这个平静的军部里，陆军参谋长和东部军区司令在责无旁贷的情况下，竟然拒绝负起责任，作出一项紧急的作战行动的决定。对于印度军队来说，真正最糟糕的时刻，正是在这个军部里所度过的一小时左右的时间，而不是在东北边境特区陡峭的山岭中即将遭到的溃败。
在这个时候，帕塔尼亚一直同霍希尔·辛格旅长进行通话。当时以及当天夜里，他们两人之间究竟讲了些什么，各有各的说法。几天后，霍希尔·辛格就被打死。帕塔尼亚的说法，同第六十二旅旅部幸存的官员们及该旅各营营长所提供的材料，是有矛盾的。本文是根据后者提供的情况写成的。当时，帕塔尼亚提出要撤出色拉。霍希尔·辛格抗议说，他的部队还守得住；此外，高尔瓦尔联队和其他掩护部队正在返回主防工事的途中，在他们返防前，不能把六十二旅撤出。霍希尔·辛格表示，如果命令撤退，也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才撤；如果企图在当晚撤退，那将会造成灾难。帕塔尼亚似乎接受了这个看法，因为他当时下达的唯一要立即行动的命令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