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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掌握海陆兵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似乎不这样看，他心里要有数得多：“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
李鸿章的态度，当然不为光绪、翁同龢等相当一批人所接受，舆论不在李鸿章一边。慈禧此时犹豫不决。翁同龢利用皇帝近臣的特殊身份，加紧鼓动皇上抗日，认为主战必胜，从而可以彻底打倒李鸿章，从李鸿章的手里把更大的权力夺过来。年轻的光绪皇帝也正好要显示一个有为之君的形象，进一步摆脱慈禧，确立自己的威信，于是君臣联手，开始了一场欲在树立各自权威的战争。
这可是一场旨在关系国家命运的战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战争最起码的常识，不在最前线也不直接指挥军队的文职官员，对自己的家底情况并不清楚，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如何也不了解，却想当然地一味主战，可见是怎样的轻率、盲动。翁同龢的门生、抗战人士张謇也承认，“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在既没有整体的作战方略，也无法协调前线、后勤的军需供应、兵力补充，统筹调配失措的状态下，去抵抗早已虎视耽耽的日本军国主义，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
战争一开始，形势就明显对中国不利，翁同龢坐不住了，他不得不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攸关国家和民族，更攸关他个人前途命运的战争中去，“一团烈火尽在上焦，有燎原之势”，上朝后回家则“归家疾作，入门不知焉，入堂不知焉，倒床气仅属”。
结果是人所共知的。
对此，恭亲王沉痛万分地说：“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踞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这真是一个“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的历史大错误。
恭亲王把问题全看在眼里，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了翁同龢。
这的确是个无与伦比的大错误，怎么估计它的历史影响都不为过。正是这场失败了的战争，极大地阻遏了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挽回。马关条约被迫签订，除了赔款外，还割让了台湾，民族受辱、国家受损。光绪皇帝涕泗交流地在条约上画押，不得不下了“罪己诏”，翁同龢也难辞其咎，拟了一道《自请为甲午战败罢职呈折稿》，请求给予处分。他的心情异常沉痛，折中承认：“臣于敌势军情焉不识，遂使全权之使再出，而和议于是遂成。”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用这句现成的话来描绘甲午以后的翁同龢的命运走向，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
光绪对日作战决策的轻率，使他的个人算盘全部落空。慈禧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对于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皇帝，她更加不信任了，同样的，她对翁同龢也洞察其奸，有了相当的警惕。在此之前，翁同龢由于品行比较端正得体，学问好，字也写得好，深受慈禧信任，被选做两代帝师，这在清代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由此在朝廷中安富尊荣，由财政大臣而入军机处，相当于今天的书记处书记的位置，行为处事顺遂且有主动性。
但自甲午海战失利以后，他便开始走下坡路，其智力和品行不断受到质疑，而他在中外文明交流的冲撞形成的复杂政治漩涡中，总也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处处被动。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反败为胜，就非得有更大的事件和机会，让他再来一次拼搏。出于仕宦多年的政治敏锐，原本就留意过的西方文明的社会思潮，让他从中领悟到可以进行改变社会和自己状况的政治尝试。有关变法的言论和方法，更多地在翁同龢的脑海中盘旋。这样说，似乎有损他作为改革家的光辉形象，但是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认真地考察一下翁同龢的言论，特别是他的行动，便不难发现翁同龢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旧文人，同时也是一位在官场中厮混有着丰富经验的政客，绝不是一个自觉地追赶世界潮流、对工业文明的成果有着身体力行的明智官僚。
这一点其实在他任户部尚书时，反对李鸿章修筑津通铁路和中美合资开办银行的行为中，就已显出端倪。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二百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碍国家安全作为理由来阻挠；其次他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说他反对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农业经济，同时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修筑津通铁路的计划，遭到了翁同龢等人的反对，而被迫搁置，嗣后慈禧让大臣和封疆大吏们发表意见，最后接受张之洞的折中建议，改筑芦汉铁路。
这是在晚清政治中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极力反对这个计划的是被人们看好的翁同龢。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意外。这个事情不仅意味着翁同龢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有意地掣肘李鸿章，暴露出政客的丑陋的一面，而且也充分说明，他对工业文明的认识是多么的短视。
一个着意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应该具有远见卓识，更不能泄私愤，公报私仇。在认清天下情势，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他远不如同时代的其他大臣，如刘坤一、刘铭传、张之洞、李鸿章，甚至也不如盛宣怀。联系到他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开缺回籍时，才第一次坐火车，就可以看到翁同龢的这种思想倾向。
在一个封建土壤深厚的社会中，要想实行与小农经济截然相反的举措，哪怕是明显的、不需要更多论证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东西，也都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克服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阻力。在复杂的晚清政坛上，如何达到目的，做好这样的事情，把阻力减少到最小程度，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比任何人都明白关键所在。就在这次铁路风波发生以后的第二年，由李鸿章提供机车，醇亲王在西苑内沿着太液池边修筑了专供慈禧使用的、只有两千三百多米长的西苑铁路。西方物质文明的明显优势，让慈禧大开眼界，正是这类活生生的西方文明的现实教育，使得慈禧在铁路风波中作出最后的裁决，谕令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总理衙门，正式筹筑芦汉铁路，尽管延误了一些时日。
相比而言，如果说翁同龢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有着哪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肤浅的、只在物质层面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想，他都会站在积极进取的一方，而不会打横炮。
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四笔》卷八中，记录了另一则有关翁同龢的故事，名为“张之洞与翁同龢交恶”：“文襄（张之洞谥号文襄）之于文恭（翁同龢谥号文恭），交恶可谓深矣。实则文襄外任，好大喜功，滥借洋债，开各省之先声。文恭时任先农，力为裁制，全属公谊，原不失古大臣风度。文襄引为私憾，极力诋斥，殊失和衷共济之雅量矣。”
立场显而易见，作者是一个站在农业文明角度看问题的旧文人，认为翁同龢全属“公谊”。难道张之洞搞建设却不是“公谊”？在开展洋务运动着力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而朝廷又财力匮乏时，商借外国资金为我所用，不能说是一个坏办法。但翁同龢不仅不给予积极支持配合，反而“力为裁制”，可见有问题的不是张之洞而是翁同龢。即便排除有意掣肘涉及道德品行的因素外，至少可以说明翁同龢对于搞工业建设的认知能力是多么缺乏。
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往往一件事一句话就能检验出一个人的灵魂和人格。
在朝廷政治权力的争夺中，下赌注力主与日本开战，翁同龢多少是打着为朝廷社稷的旗号，私下里与李鸿章等人展开不同政见和权力的较量。在慈禧和皇上两个矛盾之间，他小心翼翼地走着钢丝。一方面，他本人及其父兄深受太后恩宠，不断被提携，继而让他辅读皇帝，在内庭行走，这层关系翁同龢不会不懂；但究其内心，他无疑是倾向自己的学生的。皇上年轻，来日方长，从封建正统的礼教上认定，皇上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君主，而太后垂帘听政是夺情之举。自己是皇上的老师，在旦夕相处的岁月里，除了师生情谊还多一层相互慰藉的慈爱之情。他能造膝独对，甚至还能争辩几句，对皇上产生影响。在西方各国公使要求改革觐见皇帝的礼仪，九五之尊的光绪皇帝都以为可以“曲从”时，翁同龢偏偏表示不同的意见，每每在这些问题上顶撞天子，做出忤逆的举止，可见翁同龢的心高气傲扩张到了什么程度，表明了他事事处处不遗余力维护封建礼仪，自觉恪守旧礼教和旧道德的内心世界。但在杀伐决断的慈禧那里，他绝不敢放肆，除了感受太后的威严，唯唯诺诺，尊旨照办外，不可能有任何言行和举措影响太后。
他决不会做出挟天子以令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