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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为帝王师”也有偶然奏效的时候。例如，神宗十岁时以幼主登基，张居正执政，那十年间，张居正确实起到了“为帝王师”的作用。可是，那只是神宗即位之初、在皇帝只有十岁的特殊条件下的昙花一现而已。张居正死后，神宗发现自己的老师原来并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对老师就产生了“信任危机”。而且，前一个老师张居正教他“严正”，后一个老师申时行教他“宽柔”，神宗觉得这儒术似乎也是个软面团，可以随人捏弄。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渐渐懂得了这些儒臣的奏疏并不是纯为皇上，而多半是为他们自己；奏疏上说得冠冕堂皇、引经据典，其实也是“欺君卖直”、“谋名希位”的老一套。于是，神宗学会了两手：一手用张居正教给他的“严”，对臣下随意地降调罚黜；一手用申时行教给他的“宽柔大度”，对臣下的奏疏一律“留中”、“不报”。最后，索性不理朝政，把“立太子”的事拖下去。他想的是：只消拖到皇后死去以后，把郑贵妃立为新皇后，那时候，“福王”就成了新皇后的“嫡子”，按“有嫡立嫡”的原则，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福王立为“太子”，你们儒臣还能说什么呢？由此可见，明朝“怠工皇帝”的出现，正是儒家“为帝王师”的宽严两手教出来的畸形产物。
神宗与群臣对立，争了十几年，结果怎样呢？结果是群臣争着要立为太子的光宗，只做了三十天皇帝便糊里糊涂死了；而神宗想要立为太子的“福王”，后来，在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时，被农民军捉住，一身肥肉被割下来，和鹿肉一起，做成肉酱，成了犒军的下酒菜，名为“福禄酒”。历史竟如此残酷地嘲笑了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引发的那一次“国本之争”，也为明朝高度集中的皇权的体制和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发出了一片送殡的哀叹。
此外，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之所以不能实现，也与儒家士子的素质和才能有关。即如在中国历史上声名卓著的东林党人，他们在明末的朝廷中，大部分都以“正人”自居；在明朝亡国后，他们很少投降李自成或投降清朝，确有保持“气节”的表现。这是他们在历史上获得好评的原因。但他们对明朝亡国，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首先是他们的“儒生”素质，形成了他们“死守儒家教条、不知权变”的缺陷，更不愿有任何“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愿望和努力；其次他们都是些“能文不能武”的圣手书生，习惯了重文轻武，在国家多难的战乱时期，因才能所限，实际上拿不出任何足以“安邦定国”的政治军事策略。而且，他们的“党同伐异”，与“浙党”及其他“昆”、“宣”各党，在作风上也不无二致。一味坚持朋党内斗，不顾国家的安危，不识大体，实际上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都产生了危害。例如，东林党的邹元标，原先做御史的时候，第一个参劾张居正的是他；张居正死后，他被起复，做了“总宪”（左都御史），后来，主张给张居正恢复谥号的也是他。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张居正“功在国家，罪在私家”。说得似乎公正无私，但是，如果在他参劾张居正的时候，张居正就被罢黜，那么，张居正的十年改革就会辍止，还能有“功”吗？可见他的话，不过是为自己的“两张脸”遮羞。实际上，他参劾张居正，是为了“卖直沽名”；而为张居正恢复谥号，则是为了“表公固位”。这样的人，除了投机，哪会顾国家大局呢？又如：在明朝北方边防最吃紧的时候，皇帝原已接受了边防总督孙承宗的奏疏，准备赦免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等一批战败的臣子，使其立功赎罪。而这时东林党的御史魏大中却说“封疆事重，议赦非时”，并纠合言官上疏，极力主张杀掉这批武臣，其中包括实际上是“有功无罪”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样的东林党人，哪里有一点对国家形势的正确认识呢？他上疏的目的，实际上大概是因为魏忠贤那一党人攻击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的贿赂，东林党需要避嫌，为此，竟在国家危急的关头，拿武臣的性命，去做朋党内斗的牺牲品。东林党人能说自己对明朝的亡国没有罪过吗？明朝的体制本来重文轻武，而天启朝，北方的边患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在这样的情势下，武臣在边廷流血，而文官却在朝廷中紧张地内斗，皇帝依靠谁呢？这就给了太监乘机揽权的难得机会。这不仅是“傀儡皇帝”听任魏忠贤专权，也是崇祯皇帝在消灭“阉党”之后，在军情紧急时，又重新使太监监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儒家士子，除了在国亡时“尽节”自杀以外，并没有提出过任何能足以挽救危亡的办法。
总的来说，儒家“为帝王师”幻想的破灭，一是由于它与“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的矛盾；二是因儒家士子本身的素质与才能，对这种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儒家士子只能依附于封建朝廷，尽忠食禄，或与皇家同其休戚，或则在改朝换代时，装点欢颜，另事新主。看看明朝亡国时可知，虽然有很多儒家士子自杀尽节，但投降的人却更多。从“东林”名士钱谦益的投降和“复社”诗人吴梅村终于还是做了清朝的官就可以看出：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到亡国以后，其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不仅“气节”难于坚持，连“华夷之辨”的底线，也没有能守住。儒家经典维系封建统治的作用，到明朝亡国时，已经完全破产了。
海客谈瀛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
？ 周 宁
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他发现，中国人想象的自己的国家那么大，几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几乎容不下西方。当年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西方形象，让利玛窦难堪；多少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也让我们自己难堪。如果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来朝算起，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交通已有近一千七百年的历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同化美化的海西国“大秦”、“拂菻”到异化鬼化的“佛郎机”、“红毛夷”，其中知识与想象的裂变、社会文化结构的隐喻意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而利玛窦见识的中国的西方形象，不过是一个焦点，一个历史叙事的戏剧化的焦点。
一
利玛窦于万历年间到中国，最初在广东肇庆教堂接待室的正面墙壁上，挂起了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从图上看出，世界有五大洲，中国是亚细亚洲的一部分，并非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是世界的全部或“天下”。神父用心良苦，他想用地图改变中国人心中那种无知的自大与莫名的恐惧。“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的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另有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洋陆地，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天生离他们那样遥远的民族呢……”〔1〕
对外部世界的轻蔑与恐惧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复杂的民族心理，根本原因还在于无知。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中国海岸，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久荷兰人也来了。这些长身高鼻、猫眼鹰嘴、鬈发赤须、诡服异行的“佛郎机”或“红毛夷”，不论对沿海的百姓还是帝国的官吏皇帝，都是一个谜。他们来自何方何国，来意如何，不甚了了。1517年，由舰长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Peres
de Andrade）与大使拖默·皮雷斯（Tome Pires）率领的葡萄牙使团到达广州。在大明皇朝的眼里，他们是来朝贡的番使，只是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番邦”，也从未见识过那么野蛮的习俗，贡船驶入珠江口，竟用杀人攻城的火炮来表示友好与尊重。礼炮让怀远驿的守备吃惊恼怒，于是佛郎机贡使被扣在光孝寺学习了三天的天朝礼仪，然后才定好日子引他们去见总督陈西轩公。《广州通志·夷情上》记载很清楚：“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
葡萄牙、西班牙在大明天下，被统称为“佛郎机”。这个称呼并无恶意。按照利玛窦神父的解释，穆斯林将欧洲人称为法兰克（Frank），中国人随他们称呼，因为发不出“r”这个音，就成为“佛郎机”。当然，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或爪哇岛信奉回教的商人们那里听说的“佛郎机”，也绝非什么善类。毕竟葡萄牙人占领了他们的城市，烧毁过他们的船只与房屋，屠杀过他们的父兄妻女。1511年，葡萄牙阿尔布克尔克总督攻陷马六甲，洗劫九天，满剌加国王苏端妈末派使者（可能是国王的叔父穆德里尔）向大明帝国求援。迟迟十年以后，明世宗才想起让兵部议一议这件事，并下了一纸诏书：责令佛郎机退还满剌加，并谕暹罗等国前去援救。
诏书下得荒唐可笑，生长在内宫太监女眷身边的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