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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一个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的孩子，一个在高知家庭氛围下养大的胖小子，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讥讽农民的生活方式，这很正常。但这种讥讽出于王小波笔下，似乎就有点不正常了。然而细一想，还是挺正常。当然，该种讥讽是在无意间流露出来的，从那些关心民生疾苦的话语中流露出来的。我不止一次听到过那些知青们叫唤：那（下乡时的农村）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可是他们想过没有，给他们提供粮食、种植蔬菜的农民，一辈子都是呆在那种地方，入土方安！
王小波也谈到过人不能呆在那种地方，但他附加了一句：人应该改变这种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它。站着说话果然不腰疼。这是非常浅显的常识：每一个人都想改变那种生活方式，只不过苦于无路可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两种结果：一是他们把苦难当成了一种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拣破烂，拾拉圾，下矿坑，收拾那一亩三分地，养那一口猪，直到把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地、一口猪、一堆垃圾；二是走出大山，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变成民工或盲流，受尽歧视和凌辱。连王小波不也是在说，在某条胡同，住着外地来京人员，脏、乱、差的水平可称为苍蝇乐园。连现在的北京人，也说北京人的素质多高多妙，治安不好全是因为外地人。没想到天底下还有这么一群不讲良心的人，他们吃了偏饭，还要说别人饿得乱抢，不守秩序。历史上有个白痴晋惠帝特仁慈，听说国家有饿死的人时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吃点肉呢？在王小波这里，我看到了类似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懂得整洁呢？
捎带谈谈到那个什么“王小波走狗同盟”，王小波一定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还是散了为妙。为什么呢？一个人固然喜欢让别人崇拜，但是崇拜成这种模样，和追星的感觉类似，一头栽在别人消化过的粪池子里，自身还会有什么建树？还能有什么“思维的乐趣”？中国有句古话叫“狡兔死，走狗烹”，王小波去了，狡兔却没去──民主法制建设、真正的科学意识建设、文明生活方式建设，都还需要我们去奋力追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果要做一条走狗，就做一条民主法制的走狗，真正科学意识的走狗，文明生活方式的走狗，简言之，别做哪个人的走狗，一定要做真理的走狗。
王小波的存在，逼迫我们进行如下的思考：一是，居于文化首善区的知识阶层，他们关心下层民众的思考，为什么总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二是，他的小说，他的杂文，为什么一直以来，不被思想界所接受和关注？不被文学界关注和接受？这里面的症结是什么？如果这种反思能从王小波和思想界同时进行，则善莫大焉。
朱学勤
朱学勤在中国学院派文人中具有代表性。在当下的中国，把硕士帽、博士帽仅仅当成一顶帽子收购与兜售的风尚之下，如果一旦有个把象牙塔内人居然还会说几句俏皮话，那就和发现了活宝差不多。在此流俗之下，朱学勤频频出没于流行报刊，实在是再正常不过。
朱学勤在写作上是颇为自得的，有时还极力创造自己的术语。比如“在文化脂肪上搔痒”。可惜任何术语的产生，绝非如流行歌词或俏皮话那么简单，因为真正的术语都是搭建在体系大厦上的有机分子，并非无根飘荡之物，也非衔草垒窝可比。
事实上，朱学勤把自己的文章称为学术类和短线类，学术类就是指那本《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之类，而短线类即指高稿酬的千字或二千字文。朱学勤的文章，无论长短，其文风和思想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哪怕只是一家之言，哪怕非要把卢梭看成是欧陆法统和法国革命血雨腥风的源头……学术上的争论，搁下不提。
唯学院味太浓，在知识的海洋里已不是泛舟，而是迷航。且看他设置的所谓“学术纪律的底线”：选题之前尽可能检索中外文献；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引文必须注明出处；论著附有文件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方索引齐备。读此五条，不由让人想起诸葛亮先生于江东舌战群儒时所言：惟务雕虫，专攻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再细一看，朱学勤自己先违反了第二条，前后矛盾之处多多。朱学勤曾谈到清初的文字狱。正是由于清初文字狱横行，使得诸多学人如阎若璩等专务于考据训诂，吃故纸堆的本事足能气死老鼠。可朱学勤的这般做法，难道是真的如他自己所说，要来一点世故，来一点狡猾，来一点什么什么吗？其实观其文，张扬之外另有显学倾向，尤其对于英美传统与法俄传统之说，甚至有投怀送抱之嫌。由此观朱学勤奋之为文可知三点：
一是，现在虽然外部文化环境大变，但承袭下来的文人陋习没变，这些本应该建设如伏尔泰、卢梭之大业绩者，却本能地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以为人生的至乐——以彰显学院派之知识宏富，学养深厚。偶然抬头看看世间，手也不知道该往哪伸，就只好在文化脂肪里面抹两把。本以为是对文化的高超运作，却不曾想，除了自己揩了两手油之外，别无他效。他们要失去多少快乐啊，在搬弄古厕烂砖、梳理西洋鬈发的同时，定然会失去真正学问建树的快乐。
二是，如果照朱学勤“学术底线”的说法，那么，庄子奔放，卢梭激昂，柏杨奇文，李敖妙笔，费孝通笔下的江村，弗洛伊德的医书，因为都不是学院派笔法，就要被拒绝于象牙塔外矣。举卢梭为例，朱学勤对卢梭颇多微词，集中见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其实他要能真正走进卢梭的心里，就知道错不在卢梭，错在卢梭之思想有着“登临意，无人会”的千古伤怀，远非一句激进与保守、革命的不宽容（房龙语，特指暴政）所能了得。看来，不懂卢梭真义者，远不止罗伯斯庇尔一人。卢梭曾经说过：“当一个人高升到可以号令别人的时候，一切就来竞相剥夺他的正义感和理性了。”而这句话，正是出自罗伯斯庇尔始终放在书桌上的《社会契约论》。以政府表现来怀疑该政府所举的旗帜和思想来源，是最可笑的书生之见。斯大林的表现要怪马克思吗？蒋介石的表现要怪孙中山吗？故尔，让走出学问泥潭的人认为学问果真是无用的东西，让走出学院樊篱的人再次笑得发颤！
三是，容易滋生出一种裆内文化，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圈内文化。圈内文化与裆内文化的共同点在于：裆内如何舒服，怎么美妙，只有其本人享受，与他人无关，但是，如果一时发晕，要是掏将出来，就闹了大笑话了；圈内也一样，如何舒服，怎么美妙，也只有圈内人知道，外人无从知晓，依旧做生意打牌看长长的电视剧，可有人还要掏将出来，一样为世人所笑。换言之，一旦裆内居然形成文化，必见笑于贩夫走卒——不就那点破事吗？有什么文化可言？同样，圈内一旦形成文化，必见笑于中学生乃至高年级小学生——不就是那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余韵吗？怎么老用一种腔调重复个没完呢？
余 杰（并摩罗、孔庆东）
米松是柏拉图在《智者》中提到的希腊七贤之一，他不愿为官挣钱，甘愿做一个农夫，浪迹于乡下，与鸟兽山川为伍。另一位智者赫拉克里特，本是王位继承人，热爱知识甚于王位，于是将王位让于兄弟。更有奇者如阿里克萨哥拉，竟然因为热爱学术将财产分散他人。至于第欧根尼居住于木桶中的故事，则世人皆知。东方的佛陀和庄子，更是保持了其学问与生活的一致性。反观现在的做学问者，以为自己心中充满正义和义务，以为自己手中捧有道德与良知者，以同情下层和弱者自居者，无一不露了马脚。
日本有一位笃爱佛学的名人，其关爱众生、尊重自然、崇尚节俭的学说风行一时，然而其本人的居所豪华富丽，其本人亦穿着如现代绅士。这种可笑在现代社会上演不断，灵与肉分离得殊为畸形，作文与作人必有一着棋是在骗人，这等做法，如何才能真正地有所建树？观余杰等人，正是如此。余杰搬进了他的新房子里，一边和几个哥们儿花着稿酬，一边仍旧作新青年状，继续为劳苦大众喊叫着正义与公平。
这也就罢了，更为奇特的是，余杰曾经为中国现代文学馆不愿接纳他这个北大“高材生”而愤愤不平，上书达万言，似乎是一个强烈地要远离体制、改变现状的人，却那么渴望成为体制内的一员，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再观其文，不铺学问底子，过早地耍花枪的结果是，他们钻入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扎紧口袋。这奇就奇在，扎紧口袋的，居然也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文章特点有二，一是在高度上可与中学作文相媲美，拿一把剪刀剪一段西方世界的轶事，或苏联时期的臭事，然后发一通类似“荔枝蜜为什么这么甜呐”或“我们民族的背负”之牢骚，则万事大吉了。二是在广度上具有极强的可模仿性，连三段论都算不上，一律只是“事实＋述评”类的文章，把随手都可拣到的事实往既定的套子里头套吧，蒙死谁算谁！
所以，余杰等人存在，让迷惑的大众进行如下的思考：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整个世界也好，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乃是敢讲真话。在这点上，文化人往往会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然而可悲复可恶的是，在我们这里，站在最前列的文化人往往只说一半的真话，有时甚至是满纸谎言，却要以真话的面目出现。有相当多的人著书立说，本来是冲着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