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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倒也不失为一种美德，或一种勇敢。逛北京城，无意间碰见八大胡同遗址，其实大可不必绕道而行。
“公共知识分子”或是“介入的旁观者”？
？ 张仲民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是一个后来的概念，也是一个充满争议、见仁见智的概念〔1〕。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波兰文，后又传到俄国，在法国1894年发生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后而逐渐兴起。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西方一直都是“显学”，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看法〔2〕。本文不准备涉足这个概念的争议与对之进一步的阐释，取的只是其比较简单的、约定俗成的含义，着眼于知识分子作为“行动人”的概念，而不是其作为具有“宏大叙事”性质的“理念人”——理念的创造者与解释者的概念；或更简单地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3〕由以上可知，知识分子是具有学识、修养与思想能力的人，他们主要从事着知识的创造、传播与传承，其成员主要包括在科研、人文、工程技术、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咨询服务等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大学校园（包括研究机构、咨询机构）里的学者、专家们尤其是其主体。不应当否认；这也是一般人所接受的观念。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态是“士”，其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不过，从较为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而促使其形成的两个主要因素即是“四民皆士”的新观点和所谓“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对立〔4〕。而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联系和中介作用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除，则是“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分裂点，它为读书人开辟了许多新路，也使得中国长期延续的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使大部分的读书人成为一个自由浮动的阶层，士大夫的来源枯竭了，并直接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使他们愈感到“士之无用及自我定位之困难”〔5〕。这就彻底改变了士大夫的命运和功能，即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边缘化现象开始继续，直到被完全边缘化为止〔6〕；同时，还伴随着边缘势力如商人、军人等集团力量的勃兴与知识分子主动造自己的反的自我边缘化现象〔7〕。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知识分子边缘化只是一个泛指，并不是指所有知识分子都边缘化了，即使就是在这个被边缘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还上演着“一幕接着一幕的重头戏，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曾风靡一时，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仰慕。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不在边缘，而且还似乎居于最中心的地位”〔8〕。实际上，这个现象不独知识分子开始边缘化的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为然，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和进步都与近代知识分子吸纳新知识、新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9〕。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的作用。当然这个现象也不独中国如是，作为每个社会中的精英人物，知识分子都带动其所属社会的发展并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性质〔10〕；不过，对于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来说，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可能尤为突出，但其遭遇和所受的待遇也颇与众不同，极富有“中国特色”。
1949年以后，批判《武训传》、反胡风、反“右”等一系列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事件无不是针对“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来，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的；接着，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把知识分子整体划入了剥削阶级的范围。知识分子在被戴上“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帽子以后，一些诸如“知识越多越反动”、“外行领导内行是个规律”等反知识论观点随之广为流传开来。本应该为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大贡献的知识分子被当作了“异端”，被排斥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之外。而随后的“文革”更是把这种行为推向了极致。知识分子就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基本角色也被剥夺了，他们当中有学识、有成就的代表人物还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这样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群体本身，而且更严重的是还深深损害了刚起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现代化重新起步。由于中共汲取了已往的有关经验和教训，中国开始比较正确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分子摆脱了长期受“疏离”（alienation）的寂寞状态终于感受到了“早春天气”的“温暖”。
但随着改革与市场化的深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就目前而言，大学里学术探讨和自由思想的衰落、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与个人研究兴趣的日趋没落已经成了不争的也可能是令人痛苦的现实：由于学术资源、现时代中国学界学术能力的限制，更由于体制的弊端，加之饮鸩止渴式的高校扩招，已经引起了学术标准的大大下降，大学里流水线式地生产出的高等人才，其学识的浅陋与无知既糟蹋了自己，也危害了社会。而更要命的是大量不合格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的出现正在大大降低知识分子及其所从事的智力活动的价值与地位——越来越多高学历的知识人却正在做着与其所受教育大相径庭的职业，越来约多的高学历人才工作无着，尊严全无；同时，大学校园里敢于特立独行、坚持己见的人越来越少，而投机、胆怯、虚伪与不负责任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校园不再是莺歌燕舞的象牙塔，对世俗荣誉的渴望与追逐早使现代知识分子降低了对自己、对知识的要求与追求，敬业精神与自由思想日益拜倒于商品拜物教的石榴裙下——教师自贬身价宁愿去外打工挣钱也不愿意把精力花在学校里教书搞研究；课堂、实验室成了知识分子走穴的地方，他们转向现代社会具有象征权力意义的大众媒体，其地位的高下由他们与媒体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来划分〔11〕，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常客，通过媒体来获取名声和利益——在公众面前做无所不通的“权威”。这样的“作秀”和“煽情”成了他们最大的享受，也最大地实现了他们的价值，“功夫在诗外”——藉时会、靠稗贩，用非学术的力量成就大名是此辈中人的终南捷径，“为学问而学问”早已经被对名利的崇拜所代替，知识分子“清高”的形象变成了神话——“市场力量对文化之并吞，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12〕。所有这些直接导致了当下中国文化领域里的贫乏与无聊，导致了人类学术史上空前也可能绝后的学术腐败；导致大家越来越喜欢玩弄玄虚，越来越爱哗众取宠和媚俗，在最流行的知识样式与风气之后潜藏着知识分子创造力的匮乏与思想的懒惰——在最多的文章里显示着最少的思考：一方面是作伪与庸俗的模仿，专业论文与书籍的“生产过剩”；一方面是天才式作品的缺失和精英文化的失落，所见的只是庸俗的模仿与疯狂的发泄，尽是浮躁、平庸、无聊与贫乏。
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虽然如萨义德（Edward W。Said）所言：最不应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阅读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难堪，与社会处于对立，甚至造成其不快。因为“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13〕。这里萨义德因其独特的心路历程，对知识分子所做的依然是“立法者”这一悬鹄甚高的要求，颇回应顾炎武“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和中国“吾道一以贯之”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传统呼声。不过，再对当下知识分子作这样的要求显然已经不太合乎实际，有点曲高和寡了，毕竟，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Bauman；Z。）所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14〕这话很值得目前一些一直在大谈“公共知识分子”和以之自居企图影响“公共领域”的人的注意与警觉——“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不幸的是；这些提出来用以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说法；都出自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与话语体系，他们的“话语”（discouse）有其自家的实际情况做基础——特别是其基督教和市民社会背景；未必适用于我们的“中国特色”。热衷于谈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却只能用国外的理论和术语，鹦鹉学舌地借用或重复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很深的尴尬和无奈（实际上这类公共知识分子的关怀与特例本不假外求，许多中国传统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