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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见《隋书》（《裴矩传》卷六、《铁勒传》卷八十四、《波斯传》卷八十三）。《大唐西域记》卷一“拂
菻国”、慧超《五天竺国传》中“大拂临国”与“小拂临国”，译音不同，所指大概都是指拜占庭帝国。
〔２１〕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继承地中海文明传统，君莅君士坦丁堡（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ｌｅ）。这座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帝都，在希腊人那里叫作（Ｓｔａｍｂｏｌｉｎ，或Ｂｏｌｉｎ）斯丹波菻或波菻，在阿拉伯人那里称为伊斯坦布尔（Ｉｓｔａｍｂｕｌ），在西班牙人那里称为艾斯丹波里（Ｅｓｔｏｍｂｏｌｉ），在土耳其人那里称为斯坦布尔（Ｓｔａｍｂｏｌ）。唐宋时代的中国所称“拂菻”，可能是从突厥语转译Ｂｏｌｉｎ音。公元５６８、５７６年，拜占庭帝国的使者两次出使西突厥。拜占庭使者讲的是希腊语，Ｂｏｌｉｎ或Ｓｔａｍｂｏｌｉｎ，从希腊语而突厥语，由突厥语而汉语，就成为拂菻。汉译名有两种方法，或按音节全译，如音节太多，则译尾音或其中重读的音节，如Ｓａｍａｒ
Ｋａｎｔ（撒马尔罕）译为康居，Ａｌｅｘａｎｄａｒ译为犁靬或迟散。另有说法认为拂菻与佛郎机同源，是Ｆａｒａｎｇ（法兰克）译音，波斯人称欧洲各国为Ｆａｒａｎｇ。参见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４１～４２页。
〔２２〕谢肇淛：《五杂俎》卷四，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
〔２３〕〔２５〕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３１、１３０页。
〔２４〕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册三十三：“交趾西南夷”，第４７～４８页，四部丛刊三编史部，上海书店１９８５年影印本。
〔２６〕广东碣石总兵陈昂奏曰：“臣遍观海外诸国，皆奉正朔，惟红毛一种奸宄莫测，中有英圭黎诸国，种族虽分，声气则一，请饬督抚关部诸臣设法防范。”《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六》卷二百九十八，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影印。
〔２７〕杨光荣修、陈澧纂：《香山县志》卷八，“海防”，第２２～２３页。
〔２８〕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９～５０页。
〔２９〕参见《康輶纪行》卷五，第１页。
〔３０〕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Ｂｙ
Ｄｅｌｅｕｚｅ ａｎｄ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
Ｔｒａｎｓ，Ｂｙ Ｈｕｇｈ 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ｈａｍ Ｂｕｒｃｈｅｌｌ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９４ ｐｐ．２０１～ ２０２．
〔３１〕阿尔杜塞研究意识形态的意义时使用“想象”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以避免传统的认识论的真假之分，他说意识形态是“表现系统包括概念、思想、神话或形象，人们在其中感受他们与现实存在的想象关系”。参见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ｂｙ
Ｌｏｕｉｓ Ａｌｔｈｕ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Ｂａｌｉｂａｒ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ｎ Ｂｒｅｗｓｔ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 Ｖｅｒｓｏ １９７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遥远的八大胡同
？ 洪 烛
谈论妓女，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在旧时代，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范围之内，与贩夫走卒无异。因而我辈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时，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虽然唐宋的诗人（譬如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长写“花间词”的柳永）与妓女的关系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难登上大雅之堂，顶多属于“民间团体”罢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地位的是关汉卿，他作为当红的词曲作家出没于勾栏瓦舍之间，与媚眼频抛的歌伎舞女们打情骂俏。关汉卿生长于元大都，堪称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里一样能找到大腕的感觉。
对妓女的记载一般只能见之于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马可·波罗游记》，较早介绍了北京地区（时称元大都）妓女的规模与状况。马可·波罗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二万五千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感觉是，元大都对妓女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则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妓女甚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优等的礼貌款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且每次一换。派人管理她们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觉悟”好像也挺高，“都认为这样的差事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一种义务，因此不收任何报酬”。不知马可·波罗统计的妓女数目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而“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她们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看来那是一个“性解放”的时代。不过在当时，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养得起如此庞大的妓女队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观了。
明朝的北京，红灯区又是什么样的呢？现只听说，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红颜陈圆圆，就是“三陪女”出身：“姓陈名沅，为太原故家女，善诗画，工琴曲，遭乱被掳，沦为玉峰歌伎，自树帜乐籍而后，艳名大著。凡买笑征歌之客，都唤她做沅姬。身价既高，凡侍一宴须五金，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趋之若鹜，大有车马盈门之势。即词人墨客，凡以诗词题赠沅姬的，亦更仆难数。”后来，崇祯皇帝驾下西宫，国丈田畹，以千金购之，将其包养起来。再后来，吴大将军去田府串门，一见圆圆，惊为天人，爱得要死要活……
明清两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红灯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女无辜（虽然也会争风吃醋“抢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贪婪最无耻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而清帝中，甚至出过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其中闹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脱下龙袍换上布衣，让小太监扮作仆人，频频光顾八大胡同，跟上了瘾似的。结果染上梅毒，十八岁暴卒。既误国，又害了自己。
此外，晚清还出过个赛金花。赛金花绝对属于“另类”。她生长于烟花巷陌，遇见大状元洪钧，就从良了。虽然只是妾，她却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算是出过远门，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很出风头的。自海外归来，因洪钧早逝，家里断炊了，就重操旧业。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以昔状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门卖笑，本来就适宜作为花边新闻炒作，赛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错，弄不好还能成为巴黎茶花女式的传奇。偏偏赛金花天生是盏不省油的灯，又卷入了更大的是是非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她与德帅瓦德西闹了场满城风雨的“跨国之恋”……真不知她怎么想的。
说起老北京的妓院，人们首先会想到八大胡同。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曰：“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的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国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为八大胡同火上浇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价收买参、众两院八百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而国会的会址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这段文字，见之于方彪著《北京简史》。唉，八大胡同，竟然“载入史册”了。
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但毕竟出了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妓。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穴，为摆脱监控，假装醉生梦死，放荡不羁于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凤仙。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破灭了……”（林语堂语）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