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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抬举，是“克隆”名人的又一妙法。用得妥当，是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今天，一个哥们儿写了本书，一群哥们儿大吹法螺，恨不得说成横空出世，中外古今，惟此一人。你推我，我推你，用不了多久，这天下名人便被他们弟兄包了圆儿，别人要挤进这个圈子可就难于上青天了。杨执中当初说权勿用“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此乃是当时第一等人”，正是开的此道滥觞。莺（脰）湖之旅除了东道主娄氏兄弟及其亲友，特约嘉宾都是从杨执中这个根上牵扯出来的，可见收效之快。
名人之路的另一条妙法是要善于自我推销。许多使名人成为名人的奇闻异事，若要细寻其源，都是自己吹出来的。十年寒窗、铁砚磨穿、等着实至名归的老实人，在名人作坊的操作面前，直是十足的呆子。名人名人，要紧的并不是“学”而是“名”。只要有了名，学问有没有是无关紧要的。比如，如果你有了“楹联大师”的名，会不会做对联有什么关系呢？大师是不轻易出手的。不出手，谁知你有没有呢？只要今天出席名联观赏会，明年主编一部名联大全，后年主持什么新楹联评选，年年都有机会抛头露面，然后再时不时地爆出些子花絮，某某某不许记者拍照呀，某某某将赘名门呀，某某某泪洒江滨呀，某某某随处留情呀，让你的名字永远留在人们脑中——不管以什么形象——名人的地位便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你看张铁臂，他虽然因着权勿用的关系进了娄府，但他的事迹却是自己说出来的：“晚生小时，有几斤力气，那些朋友们和我赌赛，叫我睡在街心里，把膀子伸着，等那车来，有心不起来让他。那牛车走行了，来的力猛，足有四五千斤。车毂恰好打从膀子上过，压着膀子了，那时晚生把膀子一挣，吉丁的一声，那车就过去了几十步远。看看膀子上，白迹也没有一个，所以众人就加了我这一个绰号。”这一场“硬气功”表演，谁也不曾见过，但因他不断地自我吹嘘，也就传之广远了。张铁臂后来的表演，都具有轰动效应。烛光下舞剑，权勿用用手蘸水洒不近身，此事可疑，因为烛光下本来看不清楚，鬼知道权勿用捣了什么鬼。至于那一场张大侠自编自演的以猪头当人头的闹剧，不过是笑料一场，被张大侠白白骗取了五百两银子。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娄府的少爷是不会去张扬的，所以，张大侠仍可放心地再到别处去施展这套骗术。
此外，蘧公孙的刻书，牛浦郎的冒名，匡超人的行孝，景兰江的做诗，都是成名的捷径，此处不再细说，留待以后慢慢道来。
细味《儒林》中各人成名之旅，我忽然憬悟今天闹腾的种种花样，实在是古已有之，都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只怪许多人读书不细，又不能活学活用，以致蹉跎至今，那些乖角儿不是早已借此成名了吗？而且，今日的科技何等发达，过去小规模的试验，已经可以大批量地生产，张铁臂那样的气功师就车载斗量，而且各立门户，开宗立派，收取的费用数以百万千万计，甚至还能聚众万人，大闹京师，区区五百两银子哪里填得满他们的胃口！批量生产的结果，使今日名人多如牛毛——几乎天天都能从各种媒体上冒出大批名家，起码也是新秀，闹不好又是大师、泰斗——媒体的廉价头衔也在批量抛售呢！
如果今天再要来一场名士大聚会，只恐莺湖舴艋舟，已容不下这许多大名家了。名人之旅，越走越顺当，越走越宽广，从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从传统文明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这大概也算时代进步的一种标志吧。看来，随着名人作坊向现代化的转化，我们也应当有一部《新儒林外史》了。
学与商
？ 钟叔河
念楼小文
传统读书人多轻商。《儒林外史》里的牛玉圃，只能算读书人中的败类，在新认的侄孙面前，也要装出一副看不起盐商的假样子。虽说历史上出过一位陶朱公，可以让商家觉得光荣，用金字写到黑漆招牌上去，而在读书人心目中，究竟只是一个“大隐”的变例。
予生也晚，已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然而对于这类情形亦曾亲见，不全是从《儒林外史》里看来的。
公认为传统学人的最后的代表陈寅恪先生，却在我出生的十多年前便发表过相反的意见。吴宓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的日记中，记载过陈先生的一段话：
“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谋生之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
下面还有几句，是对“妄倡邪说，徒言破坏”的批评，似不必引。在这里我只想指出，陈氏所揭示的原则——事学问者不可倚学问以谋生，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至少在“理想国”中应该如此（吴宓系因译述柏拉图《理想国》而及陈氏之言）。因为学人如倚学问以谋生，即不能不随人敷衍，屈己从人；学问如成为谋生之手段，即不能不牺牲其独立性和纯粹性，水平和价值均不能不大打折扣矣。
在另一方面，人既然是生物，便有生活要求。李后主填词、宋徽宗作画的条件，几百年才逢一二，故常人自不能不寻求维持生活的手段。陈氏所反对的，只是把自己从事的学问拿来充手段罢了。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士若欲舍本业以他求，还有三条路好走。但务农做工，需要力气或手艺，非读书人所能，故“经商最妙”便成了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也是到了哈佛，读过柏拉图，能用洋文表述“谋生之正道”的人才能作出的结论。他们早就走出《儒林外史》的时代，进入现代社会了。
为委吏，乘田，无须“道中庸而极高明”，孔子不过把这类小差使当作谋生的手段，而这类差使亦没有妨碍他删诗书订礼乐，成为一代宗师。庄子当漆园吏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他绝不会对来巡视漆园的上司朗诵《逍遥游》或《养生主》。就是陶潜、杜甫以至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没谁领取过一文钱稿费。而陈先生虽志行高洁，敢于遗世独立，卒不能不以“作教员”终其一生，此今昔之不同也。然则，“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又岂易言哉！
时至今日，情形又已大变。人们的观念，早已由轻商变为重商。“学者”“文人”早已职业化，各有各的组织和单位，而工薪微薄，诱惑甚多，故争取企业家的“赞助”于面子和里子均有极重大之关系，得之则群以为荣焉。有钱的老板“赞助”出了几本书刊，开了几场讨论会，也就成了名誉理事或主席；偶发雅兴，想发表“著作”和“作品”，代笔和捧场者自然大大的有。至于那些靠经营或色艺发了财的“名人”“名女人”，其传记、小说、写真、写假更是汗牛充栋。看起来，这些名人、企业家倒真是“于学问道德以外”，找到了进一步赚钱赚名的大道和乐土。但不知陈氏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我也不敢轻商，在读了陈氏关于顾亭林的话以后，还真希冀在“儒商”中能出几位肯追慕亭林先生的人，也并不奢望他写《日知录》，只要能在醉饱之馀有兴趣弄弄学艺时，肯照亭林先生《与人书十》中说的，要弄就自己去“采铜于山”，不要专门从“文人”“学者”手里“买废铜充铸”，便很好了。至于后来成了陶朱公的范少伯，就凭他“左提鼓，右援枹，以应（吴国）使者”时所讲：“余虽靦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这种勇敢和坦白恐怕只能是古典的，今人断断乎做不出，所以也就不敢将他树作典型，虽然有西施小姐三陪总会有人艳羡。
什么是真正的批评规则
？ 何清涟
——对张曙光先生《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一文有关事实的澄清与回答——
事情的缘起：我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份就已听到传闻：张曙光先生要发表一篇对我进行摧毁性打击的批评文章。但最先读到的是《读书》一九九九年十期的校样，那是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