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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在河南的蒋军。但是，冯玉样的作战参谋在拟定命令时，把“沁阳”写
成了“泌阳”，多写了一撇。碰巧，沁阳和泌阳都是河南省的一个县，只不过
沁阳在黄河北岸，而泌阳却在河南南部的桐柏山下，两地相距数百公里。这
样，冯玉样的部队错误地开进了泌阳，没能和阎锡山的部队会舍，贻误了发
动总攻而聚歼蒋军的战机，让蒋介石夺得了主动权。在近半年的中原大战中，
冯阎联军处处被动挨打，“失败而告终。
如果参谋不多写那一撇．冯阎联军顺利会师．联合对蒋军发起总攻，那
么中原大战的结局可能就得改写。这场历史性的误会，原因就在于错误的信
信息传递：好酒也怕巷子深
息传递。那么如果不存在人为的错误，类似的问题还会不会发生呢？答案是
肯定的。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学者格莱斯于1978年曾经提出过一个被称为“协
同攻击难题”的模型。
两个将军各带领自己的部队埋伏在相距一定距离的两个山上，等候敌人。
将军A得到可靠情报说，敌人刚刚到达，立足未稳。如果趁敌人设有防备．两
股部队一起进攻的话．就能够获得胜利；而如果只有一方进攻的话．进攻将失
败。A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与将军B协同进攻？那时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工
具，只有派情报员来传递消息。将军A派遣一个情报员去了将军B那里，告诉
将军B：敌人没有防备，两军于黎明一起进攻。
然而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情报员失踪或者被敌人抓获。也就是说．将军A
虽然派遣情报员向将军B传达“黎明一起进攻”的信息．但他不能确定将军B
是否收到他的信息。而如果情报员回来了，将军A又陷人迷茫：将军B怎么知
道情报员肯定回来了，将军B如果不能肯定情报员回来的话，他也不能肯定将
军A能确定自己收到信息，那么他必定不会贸然进攻。于是将军A又将该情
报员派遣到B地。然而，他再次不能保证这次情报员肯定到了将军B那里
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不论这个情报员来回成功地
跑多少次，都不能使两个将军一起进攻。问题就在于，两个将军协同进攻的
条件是：“于黎明一起进攻”成为将军A、B之间的共同知识。然而，无论情
报员跑多少次，都不能够使A、B之间实现这个共同知识！
所幸的是．上面这个推论只是一个模型，现实环境中的“将军”们会有
很多方法突破这种困局。但另一方面，也许正是上面这种砥梦的阴影，才促
进了各种通讯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发展与应用。
下面，我们要把视线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移开，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场
景，看一看信息传递问题肘生活的影响机制是怎么样的。
信息传递的模型
我们对信息传递机制的深人了解，不能不归功于2001年度经济学诺贝尔
奖获得者迈克·斯宾塞。他从研究二手车市场模型人手．将信息传递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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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扩展到了其他领域。
在二手车市场模型中．为好车的卖家着想，他们可以告诉买家卖的是好
车．不信的话．他们可以负担全部或者大部分费用．找专家检验汽车；或者
与买家达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规定如果是坏车则包赔一切损失，等
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信息传递．也就是通过付出一定的成本，承诺自己卖
的车是好的。
对此．斯宾塞进一步精确指出：“如果高质量旧汽车的卖家能够找出一种
方式，使得付出的成本低于低质量产品卖家付出的成本，那么。作为一种高
质量的信息传递，将能够从市场活动获得足够的补偿而获益。”因此，对高质
量旧车的卖家来说，只要某种发送信号方式的边际成本较低。市场将会出现
某种均衡。在这些均衡中，买家能够依据卖家发送的信号水平推测或估计产
品的质量。
斯宾塞对信息传递模型的研究起源于在啥佛大学读博士期间，研究的结
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劳动市场信号》中。在论文中．他用一个关于
劳动力市场的模型来解释信息传递行为：“获得毕业文凭是劳动力市场上典型
的信号之一．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个人一般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文凭，因而
教育不仅增进人力资本的价值，而且对高生产效率的个人也具有重要的信息
激励效应。”
在模型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关于个人能力的信息不对称．雇员知道
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如果雇主没有办法区别高生产率与低生产率的人，
那么在竞争均衡时．不论是高能力的人还是低能力的人得到的都是平均工资。
于是，高生产能力的人得到的报酬少于他们的边际产品．低生产能力的人得到
的报酬高于他们的边际产品。这时，高能力的人希望找到一种办法，主动向雇
佣方发出信号，使他们同低能力的人分离开来．使自己的工资与劳动效率相称。
文凭能够向雇主传递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原因是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
力成正比例．不同能力的人同时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凭所传递的信号因此具
有把雇员能力分离开的功能。
斯宾塞的模型研究了用文凭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在他的模
型里，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
出信号”表明自己的能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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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扩展到了其他领域。
在二手车市场模型中．为好车的卖家着想，他们可以告诉买家卖的是好
车．不信的话．他们可以负担全部或者大部分费用．找专家检验汽车；或者
与买家达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规定如果是坏车则包赔一切损失，等
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信息传递．也就是通过付出一定的成本，承诺自己卖
的车是好的。
对此．斯宾塞进一步精确指出：“如果高质量旧汽车的卖家能够找出一种
方式，使得付出的成本低于低质量产品卖家付出的成本，那么。作为一种高
质量的信息传递，将能够从市场活动获得足够的补偿而获益。”因此，对高质
量旧车的卖家来说，只要某种发送信号方式的边际成本较低。市场将会出现
某种均衡。在这些均衡中，买家能够依据卖家发送的信号水平推测或估计产
品的质量。
斯宾塞对信息传递模型的研究起源于在啥佛大学读博士期间，研究的结
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劳动市场信号》中。在论文中．他用一个关于
劳动力市场的模型来解释信息传递行为：“获得毕业文凭是劳动力市场上典型
的信号之一．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个人一般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文凭，因而
教育不仅增进人力资本的价值，而且对高生产效率的个人也具有重要的信息
激励效应。”
在模型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关于个人能力的信息不对称．雇员知道
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如果雇主没有办法区别高生产率与低生产率的人，
那么在竞争均衡时．不论是高能力的人还是低能力的人得到的都是平均工资。
于是，高生产能力的人得到的报酬少于他们的边际产品．低生产能力的人得到
的报酬高于他们的边际产品。这时，高能力的人希望找到一种办法，主动向雇
佣方发出信号，使他们同低能力的人分离开来．使自己的工资与劳动效率相称。
文凭能够向雇主传递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原因是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
力成正比例．不同能力的人同时受教育程度不同。文凭所传递的信号因此具
有把雇员能力分离开的功能。
斯宾塞的模型研究了用文凭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在他的模
型里，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
出信号”表明自己的能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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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并且确定了一个条件，在此条件下。能力低的人不愿意模仿能力
高的人．即做出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以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这一条件就
是，做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对能力低的人来说边际成本更高。他证明了在这
种情况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的应聘者可通过教育程度
来示意自己的能力．而雇主假定教育对生产率没有影响，但是以教育为基础
发放一示意信号便可区别开不同能力的人。
这种模型不仅存在于雇主与应聘者之间．也存在于学校与学生之间。以
中国学生申请黄国大学的研究生为侧．美国大学首先要看的是申请者的
TOtlEL和GRE成绩，第二是他们本科成绩的平均分，第三是推荐信。大学当
然不可能知道每个中国学生能力的高低、到底适不适合所申请专业以及能否
做出成就。但是。它们必须根据中国学生所提供的材料做出录取与否的选择。
而TOF7EL和GRE成绩（以及其他材料）就起到传递申请者能力以及学习意
愿等的作用。
信息传递模型具有普遍意义。例如，上市公司的过度分红行为。在很多
国家，政府对红利征税的税率比资本增值的税率要高，通常政府对红利征税
两次：一次对公司，一次对个人，而对资本增值只对个人征税一次。在目前，
证券市场对红利双重征税，对资本增值不征税。如果没有信息问题．利润再
投资自然比分红更符合股东利益，但很多公司仍然热衷于分红。根据信息不
对称理论，公司的管理层当然比股民更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真实业绩。在这种
情况下，业绩好的公司就采取多发红利的办法来向股民发出信号，以区别于
业绩不好的公司．而后者发不出红利。证券市场对分红这一信号的回应是股
价上升，从而朴偿了股民因为分红交纳较高的税而蒙受的损失。
标王背后的博奔
2005年11月18日晚10时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