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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这个问题可能反映错误。我予以解释，并找出几个犯人作证明。
晚上灯不亮，什么也不能写。我与刘克敏、李万金两个人聊天。他俩知道很多犯人的案情，没事他俩就谈这些。比如刘克敏说：“大厨房姓苏的，因为入洞房判了三年徒刑。”
我一听感到奇怪：“怎么回事呀？”
“成亲他没有房子，借住他大姨子的外屋。入洞房时，两口子一上床，他老婆一叫唤，他把嘴给捂上了。捂了半小时，后来一看，他老婆不吱声了，没气了！死了。这就判了三年。你看糟不糟，洞房事儿还没完，就抬死人，预备棺材。”
“咱们隔壁住的那个小子，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天天哭，天天唱，叫人不得安静。他是个乡下唱小戏③的，因为放火，判了三年。他是唱花旦的，留个大背头，长得像女人。他刚入监不在这儿，在别的地方。他装女犯，入了女监，在女监里住了好几个月，有好几个女犯叫他给划拉了。后来发现，给他加刑到八年，送他到第一劳改队。在第一劳改队，别人去劳动，他请病假在家，他把别人的烧饼、酱肉偷吃光了，于是又把他关在小黑屋子禁闭。禁闭室有一个犯人姓王。姓王的有东西给他吃，就把他奸了。这才把他调来。他每天报告班长，问那个姓王的能不能来这里，班长批评他无耻，他笑一笑。”
盗窃犯、破鞋、女人贩卖毒品……许多想不到的犯罪事实。听他们一说，我知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都汇集在这里。真想不到，我与这些人在一个监狱改造。
11月17日下午，刘科长与万科长把我提到监房办公室，对我开导一番，叫我把自己的错误再好好想一想，写出来。不要有悲观失望的想法，对于外来的材料，还要好好地写。没有再追问什么。同日下午，张管教员也把我叫到监房办公室，样子似乎很关心似的，叫我好好想一想。
我说：“我的精神已心劳日拙，脑筋这几天受刺激太大，等几天我精神好一些，我一定能想出来。我有什么反动计划，什么反动组织，我一定全部交待。这方面我不会装孬，我相信政府能掌握一切。”
给了我几张纸，叫我写。回来后，我根本没有写。就这样了，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监房的班长对我都很关心，使我感到有些人还能对犯人循循善诱，不是非镣即铐。戴这副镣对我起什么作用？只能引起我的抵触。如果依靠这副镣叫我低头，那只是表面的。这副镣可以把我脚脖子磨破，但不能叫我内心敬服。不知道将来在长春监狱的管教工作总结里会怎样把我写进去？
六监的那几个号，仍然在就寝后过堂，脚镣子直响。我想他们这个案子很危险。这五个人如果走陈兴芝的路，后果不堪设想。
11月21日晚饭后，万科长把我找到监房办公室，匆忙地对我说：“今天晚上开大会，叫你在大会上坦白一下，坦白之后政府处理你的问题，你先写个提纲，不要有顾虑。”
给了我几张纸，我只写了一张纸的提纲，还未写完，又提我到办公室，万科长说：“写提纲来不及了，你上去斟酌情形说吧。”
一个班长把我领到橡胶厂，进入管教员室。我一看干部都在这儿呢。大家都很严肃地看着我，一声不吱。万科长又对我说：“你怎样说，看你改造的程度了。”
我心想，在这种场面我会自己找倒霉？乱说那就不应该了。我被领入会场，橡胶厂犯人全在。车间门口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广播器，我一看便明白了，这是全监大会，中心会场设在这里，别的厂子也要收听。这个规模不小，所有的犯人都望着我，特别注意我戴的镣子。
叫什么会我忘记了，大会开始后宣布：“由罪犯关梦龄坦白！”
我走到播音器前面，开始讲话：“我叫关梦龄，反革命罪犯。长春解放前曾充军统特务，长春督察处督察长。为非作歹，万恶多端，长期效忠蒋帮，反对人民革命。在长春曾由我率领特务杀害人民政府地工人员四十多人，收集解放区情报数百件，血债累累，死有余辜。长春解放后，迫于形势，向人民政府自首。经过政府再三教育，始坦白罪恶，检举别人，有点滴表现。政府本着改造人类的伟大精神，对我予以宽大，未予处死，送我到长春监狱改造。本应戴罪立功，积极争取，奈因过去反动成性积习太深，在监中进行现行活动，阻扰同犯，破坏生产，不满政府，抗拒改造。初步检讨严重缺点三十五项，这些缺点，多数是现行犯罪。自己认为，在监中不能立功赎罪，反而进行现行犯罪，理应受到严厉惩处，我本着不论有多大罪恶一定老老实实向政府坦白，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今后，我一定认罪服法，接受政府教育，安心劳动，彻底改造自己。”
我说完了，袁副科长讲话：“方才关梦龄的坦白，你们都听到了，他有三十五项现行活动，他自己大胆地坦白了。政府宣布：对关梦龄这样大胆交待现行活动的罪犯，不予处分，现在给他下镣！”
班长早已预备好了锤子，给我下镣。脚镣子下了之后，袁副科长又说：“与关梦龄相反，不交待自己的现行活动的罪犯钱文华予以镣押。给钱文华戴脚镣子！”
马上把我那副脚镣给钱文华砸上了。袁副科长接着讲：“钱文华把秤砣放在机器里，破坏生产。这种现行活动有人证物证，但他拒不承认。所以予以惩办！由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大胆交待问题的关梦龄可以得到宽大；钱文华拒不交待问题，必然要受到人民的处罚。你们都要好好考虑一下，有问题的要向关梦龄学习。由明天起全监各车间漫谈今天大会的收获，漫谈关梦龄与钱文华这两个罪犯的改造态度。”
把钱文华押起来，把我放回车间。许多犯人围拢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犯了错误，受到了政府的宽大。”
我回去拿行李，班长叫我在六监外面等着，他把行李给我拿了出来。我明白了，钱文华就住在我那屋子，不然一定叫我自己去拿。
搬到八监，这是橡胶厂犯人住的大宿舍。我心中倒也高兴，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我仔细一想，在肃反中拿我作典型这样办一下，对全体罪犯也可能发生一些作用。我已经过来了，就什么也不说了。张管教员有关系，他的关系还不大，决定我这个问题的是长春监狱典狱长，以及比他大的负责干部。张管教员可能在提供材料时从旁加盐加醋，把我说成十分危险的罪犯，但是上级不同意。吉林公安厅来了几个科长，监狱的正副典狱长和各科长都参加了对我的审讯。开始相当紧张，过了两堂便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
在橡胶厂我原来有定额，因为白天我经常被提审，不能劳动，完成不了定额，影响下道工序生产。工厂负责人取消了我的定额，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每天照例提审，从中我也受到一些教育。有这么一件事：1948年，督察处秘密处死了一个叫钱志球的，说他是地工人员。1947年冬，长春市海上大楼起火案，说他是纵火者，把他从三十八师政工室逮捕归案。逮捕时，经过该政工室主任许萤协助。现在从北京来了一个干部问：“许萤协助你们逮捕钱志球，是怎样协助的？说了什么话？他自己说，‘叫人把钱志球绑起来’他说了这句话没有？”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派人到三十八师师部把钱志球接来，我们的人没到该师政工室，因此没有听到许萤说了什么话。他协助逮捕是肯定的，不协助抓不来。”
“许萤在北京已交待了这件血债，现在到长春对证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逮捕地工人员的罪已构成，钱志球已经被杀害。现在看，许萤负责逮捕之责，杀害的罪责由督察处负。”
我对这个从北京来的干部说：“只这两句话，你走了三千里地，真是实事求是。”
我感到有这种负责精神，是不能判错案子的，与督察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使多少冤枉者被陷害，惨死狱中。
一天上午，提我到办公室，把我交给两个干部。这两个干部交给管教科一张解票：“我们是市局的，找你去问话，上车吧。”
门口停了一辆灰色的小吉普。我说：“不戴点东西（指手铐）？”“戴什么，上车吧，我们都知道你。”
我穿了一件小黑棉袄，背后写了两个大字──犯人，在市局办公楼上走，许多人都多看一眼。一个女干部叫我跟她走，进了局长室，出来一个高个干部，他是任青远局长。一张会议桌，他坐在里边，叫我坐在外边。与他对面坐着一个干部，担任记录的样子。桌上放着香烟、火柴，任局长递过来叫我吸，我没吸，他说：“会吸就吸嘛。”那个干部给我拿出来一支纸烟，我自己把烟点燃。
任局长说话很慢：“听说你改造得不错，很争取，今天把你找来谈几个问题。”
“我知道的一定好好说。”
“这个问题，我派人到监狱找你谈过几次，都没有谈清楚，今天当面谈谈。有个唐文治，在吉林盘石于1947年成立了一个军统局通讯站，站长唐文治少将。下边还有许多人员，这个组织你知道不知道？唐文治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这个组织我不知道，唐文治其人我也不认识。”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他怎么能报军统局呢？”
“军统局这个名词在1946年9月取消了，一般人口头有时还用‘军统’二字，可是在公文上完全不用了。因为改为了‘国防部保密局’。如果1947年还用军统局的番号，那他就不是军统的人，一定是外行人利用这个过了时的番号来招摇。一个少将站长，在军统局是高级干部，到了东北，我不会不知道，多数我认识。唐文治这个名字我陌生得很。”
“他的组织很完全，下边还有组，并且有行动，收集我方情报。”
“那是有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