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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明导演的这部片子（也是他编剧）名叫《无形的战线》，经过多次修改，演出后受到公安部的嘉奖。1951年长春镇反时，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职员苗佩然逮捕，押在我一个屋子，他说：“《无形的战线》这部片子，拍摄好了之后，拿到北京去审核。片子里有一个审讯员对捕获的特务站长李某审讯的镜头，审讯员对特务站长说：‘你要知道人民的力量是反抗不了的！’说着便用拳头一拍桌子。这个镜头被周总理看见，受到了批评。后来这个镜头又改了。审讯犯人不准耍态度，那样演是歪曲政策。”
我对《无形的战线》采纳了我的一些意见感到高兴。
尝到了犯人的滋味儿
4月23日南京解放，接着全国许多地方相继解放。报纸上大字标题报道这些胜利消息。我没有什么高兴的，认为这些事对我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全国解放能够放我，我会迫切希望全国解放，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共产党与国民党和谈，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国民党不干。这期间我看一切事情都从能不能释放出发。
关于国民党失败的问题，在号内反省的时候我仔细想过：是蒋介石个人昏庸无能吗？是他的部下不好，“一团糟”吗？是政治腐败，贪污混乱所致吗？是军事落后，官兵士气不振吗？国民党执政20多年，一无是处，根本没有一点好的事情吗？这些问题，翻来覆去地想，也想不通。现在共产党胜利了，别的就不用说了。做历史的人会给胜利者找出来很多理由著书立说，拿破仑说，我打胜了仗，历史学家能给我找出许多胜利的理由。首先要打胜仗。
5月的一个晚上，电灯已经亮了。看守所提刘一之，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了，接着在看守所门口给他下了脚镣。在犯人的心中，下镣如果不解走还好，如果下了镣走出大门，那可能是枪毙。刘一之的脚镣下了就走了。第二天夏芳庭也走了。他们两人紧挨着走，我明白了：刘一之是督察处的上尉侦审员，夏芳庭是长春警察局八分局局长。他们两人都是暗杀李兆麟将军的帮凶。1946年1月，军统局在哈尔滨有一个潜伏小组，组长叫张伯生。张伯生忽然失踪了，潜伏小组的组员断定是八路军给暗害了。于是就自发的，没有军统的命令，自己作了行动工作。他们选择了一个对象——李兆麟将军。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很活跃，好跳舞，各种交际舞会都出席。特务找了一个漂亮女人，是混血儿。叫她把李兆麟拉拢上。1946年3月9日，这个混血儿请李兆麟到哈尔滨道里水道街光明医院楼上见面，李兆麟没有多想就到了那里。这个混血儿与李兆麟饮酒，不一会这个混血儿走了出去，于是事先埋伏好的刽子手从内室出来，用斧子把李兆麟杀害了。然后这些刽子手一齐到了长春，转沈阳，又赴锦州。他们在锦州见了东北特务头子文强，文强又给他们分派了工作，这内中就有刘一之和夏芳庭。虽然他俩不是主要分子，但是他们是刺杀李兆麟将军的成员。夏芳庭在“北平特警班”受训，1947年派到长春警察局，1948年夏升充第八分局长。这次他们二人一齐从长春公安局押走，我想一定是解回哈尔滨，可以说注定死命。
6月的一个晚上，先把李中候从监号提出，过了一会儿又提我。我一进屋，郭股长就大喊：“你每天在号内有什么活动？”
“我没有什么活动。”
“你与张逸民两个人都说了些什么？”
“都是在长春的一些事情，他说中统方面的事情。”
“你是军统，他是中统，在外边你们就认识，现在你们在这里还交换情报吗？”
“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的心非常抵触。
他很严厉的批评了半小时，叫我回到监号立正站着，不准睡觉。我回到监号立正站在铁栏杆边。看守战士对我也严厉起来，不准我动一动。我一再压制心中怒火，我记住“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这句话。光棍不吃眼前亏，忍耐吧，小不忍则乱大谋。无论如何绝不能因小失大。内心的气愤无法形容。我想起1946年被押特务看守所。当时的看守人员对我十分客气，同囚的特务张霞飞对我说：“你看看守对你多客气，像你的勤务兵。他希望你出去派他一个好差事。伪满时，我也住这个监狱，现在我又住这个监狱。过去因为抗日，现在因为贪污，将来八路来，我还得住监狱，因为反共。我这一辈子住监狱很习惯。伪满时这里押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人，连哈尔滨共产党办事处处长林枫都与我在这里押过，直到1945年我们才一块从这里出去。当时这里的看守厉害呀，对犯人非打即骂。后来大家对这些看守说：‘告诉你们，你们的洋爸爸长不了，小心你们的后事！你没问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以后他们有点老实了。据说明朝有一个总兵元帅被人陷害押到监狱，他一进牢房，看守便叫他跪下，并往他身上小便，尿了他一身。他说：‘吾曾统兵十万，不知狱吏之尊。’在外面不管你是什么王爷、侯爷，押起来就是犯人。”
如今我也晓得“狱吏之尊”了。我想，国民党如果能回来，特务机关又不追我自首这件事，我首先要对看守所这些人予以报复，如果他们跑到解放区，我要布置一个潜伏组去行动他们！这样对我侮辱实在无法忍受。我从下午7点站起，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7点。开饭的时候我的两脚已经肿了。吃完早饭，坐在地板上，两腿麻木，如同失去知觉。自己偷偷地掉了几滴眼泪。自我安慰道：打掉牙吞到肚子里，忍吧。
在监号里最大的困难是大便。每天放便在早饭后，晚饭后。另外的时间有大便，要报告看守的战士。看守战士要追问：“为什么在大便时间不大便？现在要大便，挑什么皮！捣什么乱！”先予以批评，再向看守所报告，看守所还不一定有人。有人才能拿钥匙来开门，这就要20分钟。有的时候憋得难受，两手捂着肚子不能站起来。有一次我在开饭时要求大便，报告了半天没有人来。我不敢吃饭，怕吃饭之后拉在屋子里。作了犯人一切都完了，大小便也不自由了。
心里不痛快，不想活。如果能有一场病，病死了，那有多好。我看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要开斗争大会，那时最好是被枪毙，脑袋上鎚一个眼，死不知道怎么死的。
刘新斋两手戴着手铐，还铐在后面。吃饭有困难，大便不能擦屁股。他头也肿，脚也肿。俗语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说男的怕腿肿，女的怕头肿，现在他头腿一齐肿，我看完了。我呢？什么病也没有，想死不能。可不可能在放便的时候假装逃跑？那样看守的战士一定开枪。这个法子也不好，假如一枪没打死，把我腿打断了，成了残废，死又不能活又受罪，岂不画虎未成反像犬。怎么样的死呢？每天晚上手淫，无数次的手淫，可以吐血死去。这种法子很慢，传出去太不好听。死，我不犹豫，不要在死时闹出一些下流的勾当，给人们留一些谈话的材料，那就不是好样的。死也要死得漂亮。不过想不出漂亮的死法。咳，成了犯人还是人吗？
上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不知哪个犯人抓住了一个苍蝇，在苍蝇屁股上塞了一个半寸长的小纸条。这个苍蝇到处乱飞，飞到我们这个监号，我们谁也不敢理。一个看守战士发现了，他把苍蝇抓住，一看苍蝇屁股上有纸条！虽然纸条上没有什么字，还是追问是谁搞的？我们五个人都说不知道。那个战士姓富，他的意思是我的嫌疑最大，他问我，我当然不承认。他一口咬定是我搞的，我又有什么法子呢？同号犯人证明，他也不相信。我心想，我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犯人呀，要整我随你们的便吧。
每天发下来的报纸，一个号一个号的往下传看，但我不敢看。有一天传看报纸，看守战士发现报纸上有个小眼。他追问这是谁搞的？没有人承认，有人说这是原来的。但是不行，就这个问题看守所也来了人，追问在报纸上弄个眼儿是什么暗号？始终无人回答。从此报纸传到我这屋，我不敢看。我怕报纸破了一个口，或者碰坏了一小块，追问起来，三个“为什么”，我是答复不上来的。我宁可不看报，少找这些麻烦。
政府人员知道我们这些特务罪大恶极，诡计多端，认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务行为，对政府不会老实，在监号必然捣乱。可是怎样捣乱呢？特务的手段是什么？他们知道得太少了。有的干部还不知道军统局这个名词。他们只知道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我们在监号不敢动一动。其实犯人的真实思想动态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发号施令，不听我的，我就给你吊起来，罚站、戴上手铐。这样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从前，我押过无数的人，拿笔写一个条子就押，从不考虑住监狱的情况，现在我尝到了这个滋味儿。押人者人恒押之，自己命该如此。
我们确实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但是我们对一些共产党人也有优待。1943年1月我在军统重庆特务训练班受训，我们这个训练班是视察人员训练班。担负视察特务工作与反贪污。也就是特务的特务。这个班共29个人，在戴笠公馆的隔壁，后山就是叶挺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躲警报，到了后山，看到了叶挺。一个同学对我说：“叶挺吃的比咱们好，重庆最近买不到猪肉，可是他还是每餐有猪肉吃。他什么也不缺，只缺一个太太。”那时对叶挺没有罚站哪，可是现在对我们为什么这样呢？我承认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宽大政策”，杀人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共产党人说“不打不骂”，但戴手铐子，吊起来，这是言行一致吗？
一次，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干部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有的干部很年轻，甚至有的比你们的子女还小，你们难免会产生对他们的轻视。他们问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