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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因为广告的设计制作大建镇不具备条件，每一单业务都得去广州，所以，把科内的事务理顺之后我开始向外走，与广州的广告公司进行必要的往来。
这些广告公司都是早先确定的，分工明确，各自负责平面设计、胶版制作、广告片拍摄、拷贝的后期加工。作为雇员，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广告公司老板心中不会有真正的地位，重要的商谈他们都会与公司高层直接联系；但毕竟是一家大广告主的业务代表，清楚公司的广告投放计划，在资金结算与小额业务的确认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权，所以，他们对我至少在礼节上显得比较客气，有一种平淡的尊重。而那些渴望将公司纳入客户名单的广告商，更是常常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联谊会。我当然不会浅薄到在他们面前趾高气扬。我很平和，我想透过这些表象对广州的广告行业做一些考察。毕竟，在当时，这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平台，它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能够引起我的兴趣。
广告业无疑是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一个特殊触点，人力可以算一种资本，在这个行业才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智力投入是它的显著特征。这个行业工作轻松，报酬优厚，但也具有极高的挑战性。它需要把握广告主的意图与目标，了解受众接受广告信息的文化心理基础，需要好的广告创意，而把这一切做好的核心要素只有一个，就是广告人才。对于他们，机器装备不是主要的，资金也不是主要的。
在与广告公司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对自己公司具有实际价值的问题。
公司产品的直接包装物是一种塑料瓶，为此，每年需要购买大量聚乙烯。在一次与设计瓶签的公司进行业务接洽的过程中，我在它的陈列室偶然看到了一家西欧公司的包装物，立即被吸引住了。
这种包装瓶造型优雅，虽然同样使用聚乙烯，但瓶体色泽比我们公司的更为纯正，柔韧度也更好。它明显地轻一些，可凭肉眼就能看出容量反而更大。我当时想，只要公司的瓶子做得跟它一样好，就能减少大量的聚乙烯消耗，省下很多钱。
我将想法告诉了总裁，并且把两种包装瓶放在一起做了比较。
不久，公司开始组织生产部人员攻关，总裁亲自过问。
效果是明显的。尽管仍然没有达到那家西欧公司的水平，但新瓶子比旧瓶子每个少用原料百分之十。也就是说，聚乙烯消耗最少能够节省十分之一。以这个数据为基础，公司获得的收益可以精确计算，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这时候从华东市场部传了过来：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前不久与那家西欧公司完成了战略合作，被它控股了。也就是说，我们公司现在所要面对的不再是一家纯粹的本土企业，而是一家由跨国资本巨头控制了的用着中国名字的企业；如果说我们目前还是一只羊，那么，现在对方已经悄悄地转变成为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了！
这只狼盯上中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比我们国内市场更大的蛋糕。这只狼盯上我们公司所在的行业也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个正在生长着的新兴行业，也是那家西欧公司熟悉的行业，利润丰厚，前景远大。但公司的竞争对手竟然会向跨国资本投怀送抱，这一点我一时还难以理解。我预感到那家西欧企业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公司，因为只要控制了这两家龙头，整个行业也就被它收入囊中，成为它的天下。
鬼佬们的身影果然开始在公司出现。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正准备下班，一位香港同胞带着三位金发碧眼、体形高大的欧洲汉子走进了广告科，总裁陪着他们。
广告科负责管理公司的产品陈列室，鬼佬们在陈列柜前极其用心地观察，时不时拍照，总裁则低声与那位翻译用地道的粤语交谈。此时不便打扰，我就在寒暄之后特意避开了。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心中不知不觉涌起阵阵寒意。这种寒意既来自于对公司前途的迷茫，也来自于对工作前景的担忧。我知道，如果并购最后取得成功，外方入主之后公司的管理人员肯定会有一大批人不得不离开。走廊上空无一人，紧张而忙碌的白领们准时下了班。他们也许还不知道公司的命运处在了十字路口，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将要出现新的转折。但即使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哪怕他们多么热爱公司，哪怕他们多么具有奉献精神，只要资本觉得需要，他们就必须面对裁员的考验。
“裁员”这两个字令我的心头变得沉重。从某种程度上说，资本排斥人力是它的本性，也是一种进步。那时的中国公司在许多方面都与这种本性存在差异，并且正在努力消除这种差异。结果将如何？
后来，并购事件不了了之，据说是因为总裁坚持，外资可以进入，但不能控股。
总裁与他的伙伴们一手创立的家业，不仅仅是财富之源，更是一种精神寄托，一种社会平台，当然舍不得轻易让与他人。但即便像可口可乐那样的百年基业，不是也曾经数易其主？以一大批像公司那样的企业为代表的中国首批民族资本，它们恐怕也是注定要经历一些起伏和兴亡的。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就像一切都不曾发生，也不会发生那样。但当妻子从遥远的内地告诉我，那位对我一直关怀有加的领导可能担任更加重要的职务，我的心情立刻波动起来。
在南方的使命应该可以结束了，我想。我应该回到我的故土，用我学成的商业技艺干一番事业。或许能够像总裁那样，也打拼出一个在国内行业呼风唤雨的大品牌。咱们中国多么需要这样的品牌啊！
五月底，我与公司的正式合同还有三个月，但我的停薪留职合同就要到期了，我向公司请了一个月长假，准备北返。我想回去看看领导，寻找可能出现的发展机会。
我仍然是通过酒店预订的火车票。我不想付五元买路费走那寥落空无的“贵宾”通道，而是穿着笔挺的西装走进了广州站一楼狭窄陈旧的候车室。当我紧随拥挤吵闹的人群踏上宽展的站台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一年前南下时的窘迫。
仅仅一年，不论物质还是心理，不论知识还是技艺，我的变化真的很大。这里面有我的拼搏与努力，但更多地却是南国这块热土所赐，是公司这个平台所铸，我对此无法忘怀，永远感恩。
我不会忘记那些当我踏上陌生的土地之后给了我帮助的人们。我的机敏的高中同学，那位在人才交流会上为我提出建议的太阳能热水器公司的年轻主管，主持面试的李老师，我在公司认识的第一位同事小齐姑娘，文化中心的那对年轻夫妇，我的第一位上司瘦瘦的科长，来自北大的同乡，另一位分厂长，各位公司高层……在我人生的黑暗时刻，他们有的像一粒火星在我的眼前闪亮，有的像一堆篝火陪伴在我的身边。
我当然会把那位美丽高雅、善良爽直的邻居女孩一辈子都放在心灵深处。我们的友谊值得牢记，如果我不是早已心有所属，也许会成为她的另一个追求者，一定会为了把友谊转变成完美的爱情而不懈地奋斗。天知道她现在身居何处？她也在惦记我么？她的将来究竟会怎么样？
带着美好的遐想登车，等候不久，列车启动了。车轮令人振奋地加速，我的思绪也一下子飞向了故乡。
故乡，我生命的起点，我肉体与灵魂的来源，离开整整一年了，你还好么？你已经、你正在、你将要发生怎样的变化？
后 记
回内地多年，我对南国的怀想一直似不歇的溪水，终年流淌。曾经效力过的公司，那些善良的朋友，都令我深深地牵念。我知道这样的机遇此生难再，所以，有时候忆到深处情不自禁，独自热泪盈眶。
如我所料，那家优秀的公司最终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我所说的覆灭当然不是指它作为企业彻底瓦解，而是说它改换了门庭，被那家西欧公司所并购，退出了民族资本的行列。它所代表的那个产业是不是从此被外资完全控制，我不能断定；当我从内地的一家报纸上看到并购与总裁和所有高层同时辞职的消息，我的心情极为伤感和失落。此前，它用巨资买断了商标使用权，总部也迁到了广州。它在全国多处建立了产业基地，比我在那里的时候辉煌了很多。我可以推断它因为什么原因没能摆脱自己的宿命，我对它的关注与感情也从此不再保留。
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对于中国民族资本命运的关切，别有原因。
中国的民族资本兴起得迟，而且历来孱弱。就新中国历史而言，民族资本因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赎买政策而缓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又因改革开放得以首先在广东急速复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改造只针对资本本身，老的知名字号绝大多数仍然得以存在，虽然前面加上了“国营”这个另一种金字招牌。保存它的原因之一，是那时候的人们有在旧的市场经济下生活的遭遇，完全懂得，字号代表诚信，代表质量，代表负责任的态度，虽然来自另一个时代，却是商业文化的精髓，是了不起的历史积累，值得珍惜，不应该砸碎。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使人们远离了、忘记了这一切，于是，当我们为私有制开启枷锁并且打开国门之后，我们的商品经济不得不因为从业者与管理者的双重幼稚而经历无序的、低素养的混乱。它在一种困苦中成长，一如我不得不为了摆脱困顿而独自奋斗。
如今，来自历史的那些老字号仍能坚守并且做大的极少极少，而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许多珍贵品牌也在改革的庆典仪式上的鞭炮声中烟消云散。洋品牌举目皆是，不仅真正与国际资本较量高下、不肯低头的国内商家大多来自民间，而且即便在起步最早的广东，它们也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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