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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库斯为了使女性摆脱受害者的角色定位而想象出另外一种强奸范本，认为“强奸者之所以占据优势，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他们作为男性真的从生物学上来说必然比女性更强壮。强奸者仿效社会范本而规定传统的、有性别差异的感觉结构和行为结构，意在把强奸目标引入与之不对称的交流里”，而假若女性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言语，“抵制那种使用文雅的女性言语的自挫观念”，并记住勃起是脆弱的、短暂的，男性的睾丸是硬不过女性的膝盖的，那么，“面对一个幽默调侃、凶神恶煞和专横霸道的女性，强奸者就会丧失他实施强奸的冲动力”。这里马库斯对巴特和奥布兰的引用就非常具有说服力：“我抓住他的阳具，拼命地想弄断它，而他用双拳击打我的整个头部，我的意思是说，用他的全力打击我。我不肯放手。我决心把它连根拔掉。结果他丧失了勃起能力，把我推开并抓起他的外套逃跑了”。马库斯之所以有此设想，是因为她对语言同样能“使人们把自己训练成说话的、行动的具体主体”的坚信，而这样的坚信格雷汉姆也同样具有，所以她把这种拒绝受害者角色定位的思路运用在质疑全球化的策略中，她问道：“我们如何才能使全球化丧失其扩张——灌输恐惧从而聚集合力的能力呢？”她于是想到了作为全球化代理的跨国公司，它为任何形式的资本在国际间的迅速流动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而且与强奸范本中的男性相似，在标准的全球化范本里它被认为是天生强有力的，而它的庞大规模也决定了它不归属于任何特定的国家或劳动力，例如米约芝就有这样的言论：“跨国公司不为国家的包袱所累。它们的利润动机是赤裸裸的。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交流和转移人员与工厂设备、知识与技术、金钱与资源。跨国公司用更有效率、更有理性的行为来实现殖民主义的目标，并使之合理化。”但若换个角度看跨国公司，就像马库斯看待男性或男性的勃起一样，或许它们会因为向外扩张而可能易受攻击并因此而是脆弱的实体。这里格雷汉姆一方面指出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因语言、法律和企业文化等因素而受制于所在国的合伙人，使得权力不得不向自由竞争开放；另一方面和跨国公司的活动遍及全球各个领域的神话相比，实际的情形是跨国投资的四个主要来源国中的三个同时也是对外投资的主要东道国。所以对全球化范本的既定思路提出不同的反抗，削弱它的力量是可能的。1990年代初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对雷文斯伍德铝业公司的联合反抗的成功案例，是格雷汉姆所举的重要例证。
如果向强奸范本挑战的一种方法是减小犯罪者的力量，那么另一种方法就是来重新刻画强奸对受害者的影响。马库斯指出：“强奸范本力图将女性放在客体的位置；强奸的性能虚拟同样把女性性能特征视为一种可限制的事物。盗窃虚拟使得强奸反映了一种简化的阉割形式：单性器官认同自我，该器官被想象为一个可以拿走或去掉的物体，而且这样一种损失使自我消解了。这些阉割和盗窃虚拟把强奸象征着一种对女性不可挽回的占有”，所以把强奸表示成“偷盗”、“夺取”或“死亡”等，就暗示着把它看作了一种对女性长久的甚至是最终的伤害。而在把全球化描述为资本主义“夺取”非资本主义场所的范本里，跨国公司招聘第三世界的劳动力进入它的全球工厂，把他们安置到高度剥削的生产厂家工作，这些工厂常常位于出口加工区，在那里为世界市场进行生产，与地方经济相隔绝，于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生产性经济的干预不仅侵犯了“当地”的经济，剥夺了地方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且使之变成将来也不可能生产的不毛之地，在这种意义上，它和强奸一样也是长久的甚至最终的伤害，是一种死亡。然而这种表述是唯一合法可用的吗？难道我们不能以稍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的活动吗？格雷汉姆这样问道。
有效的类比依然来自马库斯对于强奸范本的修改。马库斯认为所有关于强奸对女性造成永久性伤害的主张，都是想当然地把女性的身体和性别特征概括为内部空间，而把强奸概括为对这一内部空间的侵人，也自然把反强奸的政治概括为避免外部任何事物同这种内部空间接触的保护手段，这样一来，女性就永远处在一个被动的防御地位，所以她的建议是：“我们吸取下列自相矛盾的悖论——强奸是死亡，而在强奸中避免死亡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强奸”，但前提是“不把强奸看作对女性内部空间的侵犯，而应看作以暴力把女性创造成一个被侵犯的内部空间”。女性之所以恐惧强奸不是因为强奸从女性身体里偷走了什么东西，而是因为强奸把女性变成了可供索取的东西，正确的选择是，不把女性受害者的身份当作“真理”来接受，而把女性身体当作具有自主性的东西，它不但是被侵入的对象，而且还是主动吸收的主体，它不但受到侵入行为的影响，而反过来也影响侵入的行为，也就是，女性身体不再仅仅被表达成需要渗透和安慰的空旷黑暗的世界，正如在女权理论里，男性的精液也不仅仅具有授精、孕育、生产生命体的属性和能力，它反过来也会因为自身不可控制的喷射而损坏男性身体坚硬实在的特征，所以接受强奸或许正是瓦解强奸的必然策略。既如此，格雷汉姆说，我们也可以把全球化在第三世界进行的强奸事件理解为授孕，而并非导致当地经济能力的破坏和死亡。事实上，电子工业这个为人熟知的全球工厂的实例也表明：尽管其芯片装配的出口加工区的劳动关系和工作条件常被描述成压抑的、野蛮的，但这种外来跨国公司对亚洲的渗透已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人们怀疑跨国公司的渗透可能促成了更多强奸者的繁殖，而当地资本家也急切地制定他们自己的邪恶范本，但跨国公司的渗透也已经产生了非资本主义的因素。不但如此，可以类比为资本主义精液的金融资本在全球化的入侵和渗透行为中，它周期性地冲破边界，无法控制地喷射和不定向地流淌，其中就包含了自我毁灭的倾向，这也构成了全球化范本矛盾的一面。
总之，就像马库斯解读强奸一样，格雷汉姆对全球化的解读充满着反叛的激情。马库斯的出发点在于解构强奸语言中的男性霸权，这种霸权不但在语言上而且在行动上决定了女性被动的性别认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格雷汉姆领略到了全球化的威力，她于是在一系列的类比中，发现了充溢着资本主义权的全球化范本，这个范本也是不但在语言上而且在行动上决定了人们——尤其是来自非资本主义区域的人们——对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在全球逐步取得胜利的被动认同。所有对霸权表述之潜规则的发现都是对这种霸权表述的改写，而接下来格雷汉姆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优越性的存在条件，既在语言也在行动的层面上揭示了全球化虽然以资本主义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它的全球扩张却面对着地方化的威胁，所谓单方面的渗透只能是一个神话。而像她这样指出资本主义及其全球代理跨国公司的绝对权力具有着和强奸话语一样的神话性，这或许有助于避免把全球化被描述成资本主义的单方面渗透所带来的更大伤害。
在美国的影坛上，摩尔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通过一系列记录大片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新出台的《华氏9．11》更像是系列采访的集合，通过对新闻采访素材和电视画面的剪裁，摩尔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反对布什内阁的政治主张。这样一部影片，在美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放映，也费尽了周折。如果不是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了金棕榈奖，电影的制片人恐怕还没有将它公开放映的勇气。
即使没有发生9．11事件，由鹰派代表人物执掌的美国政府也会在全世界各地煽风点火。9．11事件的发生，使得布什总统有了大张旗鼓发动战争的充分理由。布什总统从弱势总统一跃成为强势总统。如今，摩尔告诉人们，布什总统的敌人原来是他的合作伙伴，拉登与布什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一部电影，但更像是政治广告宣传片。这样的影片在美国上映，对美国总统大选毫无疑问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艺术家们也在尝试着各种行为艺术，但是与摩尔相比，他们那种自我作践的艺术活动显得实在不足挂齿。摩尔的社会视野和忧患意识与中国艺术家的患得患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们不能说哪种艺术是好的，哪种艺术是坏的，我们只能说，和中国的艺术家相比，摩尔的眼界要宽广得多，他的影片具有深度，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中国电影从好莱坞学到许多技术上的东西。但是，在技术日臻完美的今天，中国电影思想的苍白也表露无遗。在许多精美制作的背后，所宣扬的却是陈腐的思想。
摩尔是个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思想观念和政治上的说教。但是，真实使他的电影感动人。对这样一种新型的电影样式，世界各大电影节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在电影界也是如此。
当我们的电影远远避开政治生活的时候，摩尔正在走进政治生活。当我们的电影充斥着青天大老爷的时候，摩尔正在摧毁一个个政治偶像，他利用美国刚刚发生的枪击事件，向美国最有权势的枪支协会负责人发起了挑战。在美国同仇敌忾向拉登和伊拉克的萨达姆发动军事进攻的时候，他在美国总统的后院燃起了大火。这是一种政治游戏，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