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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情感上极度地敏感、震颤、甚至失望；在理性上极度地痛苦，冥思苦想，但又终究是理不顺、道不明，无法逻辑化的东西？《时时刻刻》向人们揭示出这些生命深层的问题，却又无法给出答案。我想，这也是人们在看过此片之后，一小时、一小时地继续沉思默想，久久地无法畅怀的原因。
无疑地，《时时刻刻》让人沉重，甚至憋闷，想要快乐人生的人不应看此片，那些日日生活都很幸福的人理解不了此片，因为这部影片并没有什么情节和对话，即便是对话，也十分的简单，让人从字里行间捕捉不到什么，这部片子不是用眼睛看的，是用心看的，或者说它不是看的，是体验的、是悟的，而如何体验，怎样悟则与每一位观众的人性和智性修炼有关，毫无疑问，人们会对这部影片褒贬不一，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但无论人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本身就反映出这部片子的力度、浓度和深度，让人能深入，也能浅出；让人不屑一顾，也能勾魂摄魄地倾倒。
我一直不理解这部影片的片名，我们如何把三位不同时期妇女肖像称为时时刻刻呢？为什么要从时间上揭示这部影片的主题呢？那种生命的体悟岂是时间能涵盖得了的呢？查了一些资料才了解到，《时时刻刻》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5年写作小说《达洛维太太》时的暂用名，后来在写这篇小说的简写本时，改名为《达洛维太太》。伍尔夫有一个著名的词语——“存在的时刻”。她喜欢揭示时间的边界以及叙事的意义。一些研究者认为，伍尔夫的人物擅长记忆和体验这种“存在的时刻”，这预示了对于时间的一种德里达式的理解，个人的时刻是不能由过去或者未来书写的，它像不能分割的身份一样扑朔迷离。对于时间，我们不能作线性的理解，强调一种因果实在论。解构主义寻求用观念的追踪来代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性，在这种连续性中，每一个成分或者要素——语言的或者叙事的成分和要素都可以理解为对于其他要素的冲击。每一个词都肩负着对于那些现在围绕着它的，或者曾经围绕着它的要素的追踪。
在这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按照时间秩序，而是依据观念来展开的——十九世纪的伍尔夫，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布郎太太，二十一世纪初的克拉丽莎·沃恩，每一个人面对每时每刻的生活，都有深深的情结，剪不断，理还乱。她们面对的环境和问题不同，作为诗人和作家的伍尔夫在一种自杀的情结中挣扎，太多地思考生死问题，人们不了解为什么她要这么想，这么做，有人说这是出于她对自幼丧母和自己没能成为母亲的遗憾，而她在遗书中则写道，这是由于一种疾病的折磨。其实没有人，也没有必要非得澄清她为什么要自杀，因为这是她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抉择。布郎太太爱读书，也爱自己的家庭，但她太不满意做一名家庭主妇。克拉丽莎是纽约的一个出版人，有一位患艾滋病的、濒临死亡的朋友理查德，她爱他，也爱自己的同性伴侣，尽管整个影片都在表现她在忙于为理查德的一本书获奖而举办晚会，但看得出她的人生并不快乐。这三个女人的命运用一种人生中似乎总也解不开的结联结在一起。没有人、甚至她们自己也说不清生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她们对自由和幸福的理解不同，但都在不约而同地追求着这两样东西。从每一个人都在时时刻刻地思索着、追求着的意义来说，把这部影片翻译为《时时刻刻》也未尝不可。
尽管《时时刻刻》的电影剧本并不出自伍尔夫之手，但却与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越发地挖掘出伍尔夫的一个新身份——女性主义作家，原因是她“从现代作家自觉的优越感向微贱无名者，尤其是妇女生活的转移，在妇女的生活中，她寻找到了一种与强权、与头上戴着黄金茶壶的帝王们的历史相对应的历史。”在一个用男性标准支配生活，尤其是支配女性生活的世界里，伍尔夫感觉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规矩和标准的牢笼中，这样一个世界是如此地闷人、如此地肤浅、如此地光秃，以至于她认为人们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不能生活的。倘若人们不相信这一点，当我们坐在公共汽车和地铁里时，就可以观察一下对面的人，像似在照镜子，从他们的眼神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出自己目光中的呆滞和朦胧。
伍尔夫的作品让人看到一个充满荆棘和杂草的女性内心世界，在她之前，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原或者处女地，人们也无意去开垦她，甚至不晓得她的存在。面对内心无法平息下来的冲突，绝大多数女性采取了向男性和社会妥协的策略，她们麻木自己，尽量地享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少得可怜的现世的快乐，并尽可能地让自己相信这就是命运、这就是生活。也有一些女性成为生活中的演员，以快乐的外表极力掩饰着内心世界的苦恼和不安，如《时时刻刻》中的克拉丽莎和米兰·昆德拉小说《脸》中的女主人公阿涅丝，米兰，昆德拉深刻揭示了阿涅丝脸前和脸后的生活和心理世界，她并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世界，不爱自己的丈夫，但却每天表现出对于生活的乐此不疲。人生对于这样的女性来说是一种不幸，因为她的感觉和思索使她拥有的痛苦多于他人，她的体验或许是他人无从知道的，读不懂她的人会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问道：“阿涅丝，你在做什么？故作多情吗？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你的现实世界，你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东西啊？”
与这些女性相比，伍尔夫有更多的率真和坦诚，她既不会向社会和男性妥协，也不会成为生活中的演员，她活得十分真实，所以也有更深的痛苦，更为复杂的、盘根错节的内心冲突，从这一意义上说，她走向河心，让滔滔的河水淹没自己似乎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是她用生命作出的最后的反抗。在伍尔夫时代，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在以各种方式倡导男女平等，但伍尔夫还嫌不够，追求男女平等，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能算做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而追求女人，更进一步说男女都能作为一个人而得到充分的发展，有一份内心的自由才是最宝贵的。人作为一个物种，应当在宇宙中为自己的发展开拓无限的空间，同理，在人类的社会之内，最美好的制度也是为无论是男女的每一个人的发展留下充分空间的制度。我以为，女性不受任何男性和社会束缚的发展和自由才是伍尔夫所追求的目标。
《时时刻刻》是根据迈克尔·坎宁哈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小说1999年获得普利泽奖（PULITZER）。迈克尔1952年生于美国的俄亥俄州，早年，有一次他的女朋友问他是否听说过T．S．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于是，他跑到图书馆，见到的第一本伍尔夫的书便是《达洛维太太》，他承认自己当时并不理解书里讲了些什么，但却记住了那深刻、均匀的和音乐般的句子。可以说，从他这部小说可以看到《达洛维太太》的影子，但评论家并不认为它是后者的重写或者改写，相反倒认为是他用一种后现代的手法创作出来的一部新作品，使伍尔夫本人也成为书中或者剧中的一个人物。
应当说，作为男性作家，他对于女性的把握是笼统的、含混的，但他敏锐地察觉出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层危机，并让它昭然于世。这一方面表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证明，在人性的深处，男女的心灵是相通的，古往今来人们所想象的和体验到的两性之间的沟通障碍或是由于人的发展尚未抵达人性的深处，或是由于世俗的浮躁和利益让他们中的一方，或者双方有意地关闭了沟通之门。
三个叛徒
■ 李 乔
“文革”时大抓“叛徒”，无数冤狱遍于国中。刘少奇被诬为“大叛徒”，薄一波等61人被诬为“叛徒集团”，瞿秋白也被掘坟揪出，诬为“叛徒”，连“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周恩来也因“伍豪事件”险被诬为叛徒。可谁又能想得到，当时正大红大紫、领导着大抓“叛徒”的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三人才恰恰是真正的叛徒呢？
一直到特别法庭审判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我也不知道这个历史真相（只是略知一点江青的情况）。因为特别法庭的审判，并未涉及这三个人的叛徒问题。我是近年来读了几本关于“文革”史的书，才确切了解这三人是叛徒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虽是叛徒却仍然能身居高位，大抓“叛徒”。
还是抄几段书来看吧。
关于陈伯达是叛徒，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忠直坦荡昭日月》一文中写道：
1983年2月10日，我去看望一
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他谈起一件事：
我知道陈伯达立了自首书，我向组织
反映了，就是向少奇同志反映的。当时
还有彭真同志在场，你父亲就当面问
陈伯达，说：“你对党必须诚实，说清有
没有。”陈伯达不承认，少奇同志就相
信了。我与少奇同志说，不能这样就算
完了。你父亲说，伯达年轻，工作积极，
又能写，他不承认就算了。（《你所不知
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77页）
这段话还有这样一个脚注：
《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
限公司1998年版，陈承认自己未经
任何组织批准，写自首书出狱。
刘源看望的那位老同志显然是很了解陈伯达自首叛变的情况的，他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并建议应彻底查清，但少奇同志受了陈伯达的蒙骗，相信了陈伯达。从脚注看，陈伯达晚年在文稿中承认了自己是有自首变节问题的。
陈伯达自首变节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还要抄一段书：
陈伯达被捕后，就投降叛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