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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中写了一些对毛泽东的心理分析，应当注意分寸。例如，P。94——96。认为罗隆基讲的小知识分子和大知识分子的问题，使“中师毕业的毛受到刺激”，“触及毛的自卑感和自尊心”，这种说法似欠妥。还有一些用语也要斟酌，如称毛泽东的“臣民”等。
四、书中直接点名的人物众多，需要注意区别对待，评述得当。对于当年错划为“右派”的人，介绍其历史情况，可以起到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的作用。但是，对于当年参加批判右派的人、特别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大量引用其批判发言，并夹有带讽刺挖苦语气的许多议论（较为突出的例子，如P，118对周建人的评述），恐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这类问题应本着“宜粗不宜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妥善处理。
五、P，464 465，在分析叶笃义在人大会议上的检讨时，说：“他应该明白，软弱无力。正是长期共存的前提。强大了，有力了，共存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此处涉及对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理解，评述欠妥。
总之，此书尚待作者参考上述意见对书稿作进一步修改，使其在总体上更能体现《历史决议》的精神之后，方可出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
1996年4月8日
我以为这份审稿意见反映了当时担任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同志的态度。最重要的是给它放了一条生路，没有说不准出版，只说经修改后“方可出版”，其次是用字的分寸，全文没有用一个“错误”、“失实”这一类重字，只说“欠妥”，甚至“似欠妥”。而且在四页之中，还写了三行肯定的话，像“资料丰富，述之有据，历史线索清楚”这些话，看了很觉得舒服的。
出版社于是就要求我按照这审稿意见来修改书稿了。这修改其实很简单，把审稿者指为“欠妥”或“似欠妥”的地方一概删去就是了。
除此之外我也别无他法，假如我把这些地方改写成审稿者认为“甚妥”或“似甚妥”了，我就没必要写这本书了。只有一处地方，我不能用这种简单切除的外科手术，那就是我在书稿中曾大量直接引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记录稿，审稿意见说：“建议作者最好不要采用直接地、大段大段地摘引的方法，尽管这些内容在海外已广为流传，但在国内至今尚未公布这些文献档案。”怎么办呢？2月27日毛讲这篇话，6月19日正式发表这篇讲话的修订稿，是两件事，是任何一本写反右史的书中都必须清楚叙述的两件事。假如我只是将这些直接引文删去，用什么办法表明这次讲话和后来发表的完全不同呢？我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就是利用当年4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的那一系列宣传新方针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0日）、《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13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17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22日）、《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23日）、《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6日）。我把这六篇社论和《毛选》五卷中所收二月、三月的两篇讲话的改定稿相对照，摘录出相应的段落，比较其异同，从两者相同之处。证明了“这些社论是为了向广大公众传达毛的讲话内容而写的，相当准确地介绍了讲话的内容”，在做到了这一点之后，又从两者相异之处，即在社论中引人注目的一些意见却不见于《毛选》中了，即可以推知毛修改讲话稿的倾向和目的。这样做虽说不如直接引用讲话原文那样干脆和有力，也大体上可以说出我要说的意思了。
修改之后，书很快就出了（1998年5月）。出版社将书名改为《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时还颇受读书界的重视。民营的席殊书屋评1998年的好书，文学类、非文学类各十本，我的这一本列入非文学类之中。他们为宣布这评定的结果开了一次会，那天，龚育之同志去了，李锐同志，于光远同志也都去了，都作了简短的发言。
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天我去看他，交谈中，他忽然转过身去拿来一张《文摘报》送给我，说这个材料可以补充到你的书里面去。我一看，它讲的是《徐秋影案件》平反的事。《徐秋影案件》是一部著名的反特故事片，它的“本事”却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用逼供诱供的手段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法院认为证据不足，退回检察院复查，市检察院审判监督处的杨同喜奉命复查此案，他在查阅卷宗提讯在押人员之后排除了当事人的特务嫌疑。本来这一冤案是可望避免的了，可是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杨同喜等人却因为复查此案被划为右派分子。一切都翻了过来，此案在1959年4月公开宣判，处死了两个无辜的涉案人，还有被判处死缓和徒刑的，这是反右派斗争破坏法制的一个典型事件。直到1987年7月才由最高人民法院平反了此案。2004年我这本书以“反右派斗争始末”为书名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增写了“为了法制”一章，将这一材料补充进去了。
那时韩钢同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他也为促成这本书的出版帮了不少忙。书出了，他也很高兴。一天，他邀我到党史研究室去和他的几位同事座谈反右斗争。在座的都是研究党史的专家，在交谈中使我获益不少。记得王素莉同志说，我书中说的划右的人数552877人肯定少了。她说了河南省的情况，为了给开除了公职的右派分子恢复工作，河南一省就需要多少多少干部指标。这样推算起来，全国怎么会只有五十多万呢。还有一些人也提了些很好的意见，对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题目很有启发。可是不久之后我就在一份什么报刊（刊名已忘）上看到，有人说朱正应邀到党史研究室去讲反右派斗争。这就未免太离谱了。我想，如果要求更正，似乎又是一次张扬，真不知怎么办。于是我就写信给龚育之同志，说明此事的原委。他给我回了封短信（1999年2月9日）：“收到来信。此事没有什么，别人记事不准确，所在多有。既非原则问题，又非重大问题，没有更正的必要。便中我当同党史室有关同志说明一声。”
1997年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张饴慈教授将他祖父张东荪诗稿复印了一份给我。我读了，写了一篇《亦儒亦侠是吾师——张东荪诗里的梁任公》，由这些诗谈到当年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又由此谈到《新青年》杂志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梁、张二人都认为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生产力标准问题”。在当年那一场讨论里，至少在这一个问题上不能说他们错了。在文章里，我从《邓选》第三卷里引证了几段也是谈“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语录，并说在《毛选》里我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引文。我将这篇稿子寄给龚育之同志请教。他在回信中（1997年5月22日）说，毛在《论联合政府》中有两处地方表示了要发展生产力的意思。他说：“七大上毛还有许多内部讲话，讲得更透彻。
我在《求是》去年九月号上发表《读（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即阐发此理；已遭《真理的追求》批判，我没有睬它。”这篇文章收在《龚育之文存》下卷第1241页。一个对自己论点有自信心的作者，本来是不必理睬那种牛二买刀（用《水浒传》的典故）式的“批判”的。
有一回，我到北京有什么事，他到国谊宾馆来看我，谈到我不久前读过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谈到书中注释有些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这些我后来写了文章发表）。说完这些之后，我说：“这些都是技术性的意见。内容方面，我也有一条意见。”于是我就说了：在《读（聊斋志异）批语》中，毛在《细侯》一篇上批了“资本主义萌芽”六个字。其实，小说中没有提到商业，没有提到交换，甚至喝的酒也不是酒肆沽来的，而是自种黍子自己酿造。小说中没有反映出城乡间社会分工的扩大；没有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破坏自然经济，没有反映出雇佣劳动者的出现，总之，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标志资本主义萌芽的诸要素，在这篇小说中都没有出现。话我就只说到这里，我心里想，毛对马克思主义，也颇有不甚了了之处。那天交谈，没有把这个意思明白说出来。后来我写的《谈谈》这篇，就指出：“这个批语只是表明：毛对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萌芽，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理解。他的一些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反资本主义的措施，恐怕也只能从他的这种独特理解中求得解释吧。”
我把刊登这篇文章的刊物寄给龚育之同志看，他回信（1998年4月5日）说：“上次你来已谈过此事。我赞成你的意见。《读文史古籍批语集》附原文的时候，只引了女方的设计，而没有引男方关于自己家产状况的叙述‘薄田半顷’。而这四十亩的种植计划，是从‘半顷’而来的。此外，我想，这秀才大约是不会种地的，就算是自己也下一下地，一个人也种不了四十亩加十亩之多。按细侯的设计，按那时的习惯，大概是要雇工的。所以，这设计中，应该暗含了‘雇佣劳动者’，当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者’，而是封建土地制度下的雇农，长工或短工。”这是在表示了“我赞成你的意见”之后提出的讨论，是为了使我的考虑更深入更周密吧。
2002年，龚育之同志将他的长文《献疑和献曝》发给我看，其中谈到《胡乔木书信集》编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我看了，很佩服他读书的仔细。例如胡致杨尚昆一信，编者定此信为1949年所写，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