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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小亏，别人沾他点便宜，从不计较。
明知道不能以貌相人，但还是要受外表影响。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绺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结果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
好反动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
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说：“绝对是反动日记。”
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
“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
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
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终日埋头写检查交待。刚开始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欢拳击同学参加审问，冷不防给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尔仁当时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个后滚翻，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就在那天夜里，他逃跑了。以后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学校。
可惜，我举报了宋尔仁也没当上左派，连军训也没资格参加。工作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几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学习。
自从宋尔仁逃走之后，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班的同学谁也没有见过他。
流亡美国期间，倍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回忆过去。宋尔仁的影子也常浮现脑海。我这才感到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宋尔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举报宋尔仁。
可能由于他住在门头沟煤矿，班里多数同学内心瞧不起他。我跟他同学三年，住同一个宿舍，吃同一个食堂。尽管他对我不错，数次为我说话，我却用两面派的手段对付了他。表面上和和气气，骗取着他的好感，内心却对他小心防范。
R因为他留着小胡子、三角眼、梳大背头，外表像个坏蛋；就因为他大骂过女的，可能跟女的有过什么事；就因为他对自己的出身躲躲闪闪不说。
啊，宋尔仁看错了我。我不像他想象得那么襟怀坦白，我一直对他笑里藏刀，起码内心深处对他的戒备就伪装得让他感觉不到。所以文革开始，我偷看了他的日记后就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工作组。自以为这是革命行动，自以为自己站稳了革命立场，自以为自己揪出了一个革命的敌人。
同学任道昂说我踩着别人往上爬。在宋尔仁这件事上确实如此。
30多年之后，当我写《血与铁》，想找宋尔仁核实情况，当面道歉之时，才发现他早已经不在人世。
据同学说他大约1968年初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干过喂猪、种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语，没什么朋友。大约1974年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特别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时，才看病，但为时已晚。1977年因为肺结核病故于北京，留下一个儿子。
可以说，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
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
特写在此处，让世人知道，并恳请同学宋尔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谅。
马波，又名老鬼，自由写作者。1947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年从北京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任编辑。1989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书。
（责任编辑 吴 思）
不朽的库克——读《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毕 苑
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这震撼人心的一刻揭开了人类近代历史的序幕。约翰·库克（John Cooke），审讯查理一世的特别法庭的副总检察长，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他的控诉词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他创造了历史却籍籍无名。
约翰·库克（John Cooke）出生于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贫穷家庭，父母都是农民，一生为生计劳碌奔波。库克作为“贫困生”在牛津完成了大学教育，读书期间勤俭节约、品行端正，后来进入律师公会学习法律。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他攒钱“壮游”欧陆，眼界大开，信念日增；回来后在格雷律师公会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开始执业。库克的正直品格和清教徒的坚贞信念日益显露，经常表达对社会改革和法律改革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是“道德上正确，政治上却不正确”，他的性格预示了他的职业生涯必然充满坎坷。
作为一名律师，库克的正直在同行中早有口碑。他相信法律职业应当为公共利益服务，律师实践给他增添了勇气，他决定揭露和批评他所处时代司法体制的不公正。他的清白廉洁使他得到“白色库克”（white Cooke）的绰号。
律师职业不仅训练了他的正直勇敢和社会责任感，更加深了他对于英国政治的深刻认识。1637年的船舶税事件是一个重要标志。查理一世为聚敛财富、应付庞大的王室开销，下令增收本应经过议会讨论的赋税——船舶税。懦弱的议员和法官们向国王低头了，最终国王高于法律。但是库克运用职业知识，看穿了船舶税案的漏洞：“如果国王可以在必要时采取任意措施，并且必要与否又由他自己裁定，英国的形势只会越发严峻”，他说，英国不应该像一块草坪，“国王想割就割”。（注：见《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P45，下同。）
在随后更有历史意义的斯特拉福德案件中，开始刺激库克对于“叛国罪”的认识。他想不到，这个罪名此后成为他最熟悉的话题，并且把它送给了国王查理一世。
1640年，失去了理智的查理大军横扫苏格兰，这场闹剧加剧了斯图亚特王朝覆灭的命运。查理的宠臣斯特拉福德伯爵受命于君王，成为战争的领头人。但不幸的是王军一战即溃，形势极为不利。查理一世为了弥补枯竭的财源，不得不再次召开议会，这就是“长期议会”（the LongParliament）。但议会已经成为反对国王的革命力量，它的第一个议案就是以“叛国罪”控告斯特拉福德伯爵，把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关进伦敦塔。这个案件作为英国革命的开端被载入史册。
按照1351年的《叛国法案》规定，“叛国罪”是指“预言或希望国王死亡，发动战争对抗国王或投靠国王的敌人。”（P49）大部分议员认为，是斯特拉福德“使国王误入歧途”，他应该承受叛国罪的罪名。但是库克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冒着被归为斯特拉福德一派从而可能葬送职业前途的风险，坚持认为斯特拉福德不是战争的最后责任人。不过库克的辩护终究是杯水车薪。虽然查理对这位忠实的执行者表示了同情，但他还是向议会妥协，斯特拉福德因叛国罪被斩首。库克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接手了这桩重案，开始认识到：种种情况的错误应该直接归咎于国王，独裁残暴的管理和征讨罪名不应该由它的执行者来承担。
如果说这个时候库克对于“叛国罪”的认识还没有成熟，那么1645年6月的纳斯比一役，查理一世在和克伦威尔新模范军交手中的表现，就让库克彻底明白了。在这场经典的、决定性的战役中。克伦威尔大胜，王军伤亡惨重。重要的是，保皇党藏有国王的来往书信被截获，信中证明，国王一直希望把爱尔兰反叛者的军队引入英格兰来帮助他，并与王后密约以法国资金和军队作为回报。这件事使国王彻底丧失了民心。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罪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叛国罪，它使库克产生了一个无人敢想的提问：如果任何人都是如此，为什么国王就不能？
对“叛国罪”的疑问提升了库克对于君主制的思考。
英国革命的结果无需多说，查理一世面临着革命力量的裁判。但这个审判毫无先例可循——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审判的合法性何在，审判权力从何而来？因为无论按照什么条例，没有一个法院可以对君主施行审判。就像查理一世后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