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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基（Laski）下笔为文，议坛雄辩，总是气势凌人；可是笔杆以外，议场以外，其待人接物，温柔敦厚，使“世俗间”觉得他“和他们差不多”，这是很有人味儿的态度！
沈休文的诗说“理来情无存”，我蛮喜欢这句子。行文公论之时，应当“理来情无存”；行文公论以外，即使政敌，又何妨把酒言欢？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也许是情理之际分不明白，往往因情断送了理，往往因理 “得罪了人”（情）所以搞得是非难分，其实这根本是两回子事。
我们该提倡提倡“理来情无存”的态度。
所以，在“理来”的时候，一切辈分、情谊、面子等等，我都尽量不考虑，我是一个青抓破脸皮的人，我不太怕得罪人，重要的是，在这种“无忌”的心情下，我究竞能够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做多少？在“剃刀边缘”做多少？
以上这些话，是我二十年前写的。二十年过去了，我在文海里兴风作浪，在风浪当时或过后，我检讨起来，如果有真正令我有浮云世变之感的，则莫过于情理之间的冲突，为了维护真理与是非，我乐于据理力争，但是，当你发现，你力争的对象不是敌人，而是你亲近的人的时候，你就争得无乐可言了。虽然如此，你争呢，还是不争呢？这就有两种选择法：照保守一点。乡愿一点的选择法，是不争的；但是真正第一流的真理执著者，却必争无误。故东方的圣人要“当仁不让于师”；西文的圣人要“爱真理过于爱朋友”，我是属于这种执著者，所以我和敌人固然冲突不断，和朋友也争执不绝。按说纯理之争，大家在情上，不该因争而有过节，可是中国人最犯情理不分的毛病，结果一争之下，大家连朋友都好像做不成了。因为我深知中国人这种毛病，所以我总是以黑社会老大似的，把叛帮的小老么屁股狠揍一顿再说，以收棒喝之效。当然我这样一来，就难免有下手过重之失，曾心仪就一再埋怨我对李筱峰打得太重，我觉得曾心仪有理。前些日子，我托曾心仪送了一本书给李筱峰，表示我对他没有过节。这件事，当然过去就过去了，但李筱峰也该为他的错误，对我有以表示才好。东方的圣人说：“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我很高兴你指出我对李筱峰“未免太严苛了”的过失，我觉得我真犯了圣人的过失。
谁要他们平反！
问：赖和在一九五一年为国民党内政部明令表扬，说是抗日民族英雄，入祀忠烈祠。不料到了一九五八年，国民党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又“据报”，查明赖和“反日思想激烈，属子左派”。于是又下令撤除赖和在忠烈祠的牌位。今年一月二十二日，赖和又要被迎回忠烈词了，为庆贺赖和平反，《中华杂志》、《夏潮论坛》、《文季》、《台湾文艺》、文学界》等杂志，二月十二日在台北耕宰文教院举行演讲会，好热闹一阵，你有何感想？
答：我感到好滑稽。据我所知，运动给赖和脱下红帽子的人，其实就是十多年前整天给党外人士戴红帽子的人。他们是和国民党情治、政战系统有深厚关系的一些所谓学者、教授、专家。他们如今把赖和搬弄，真的目的在用这一步棋，来统战岛上的统一派和乡土派，给国民党利用。我的朋友陈映真、王晓波他们，都是很天真的书呆子，他们当然不会察出他们连同死人，一起被人利用，所以会一再和那些人扯在一起，真是不够明智。二月十九日《台湾年代》有小风写的一段话，小风说：
余死后，如果有人忽然“头壳相拍电”，乱发怪想，要为我“平反”，把我送进国民党经营的“忠烈祠”去，这是我期期以为不可的，希望我的亲朋至友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尤其更不要因为我的所谓“平反”而到耕莘文教院去开什么演讲会。最近有一些人，忙着为抗日文学前辈赖和先生“平反”，听到赖和被国民党送回 “忠烈词”之后，高兴得“忘了我是谁”，还举办什么演讲会大肆喧腾。这是对赖和的人道精神、自由精神和抗议精神，最大的侮辱。我死后，大家可不要给我耍这一套。
这是很明智的认识。总之，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的忠奸之判，自有标准，绝不是国民党的标准，我们绝不让国民党来检定志士仁人的忠奸，绝不该也不屑让国民党来介入，而由国民党来侮辱赖和和我们，我们务必要警觉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不被抓起来？
问：在台湾批评国民党，论深度、广度、密度，你李敖第一、第一、第一，我们奇怪，为什么国民党对你不动手？不把你抓起来？
答：奇什么怪？会抓起来的，只是俗话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来到”而已。何况，也不是没抓过，别忘了我已经坐过两次牢了。国民党对我这种人，的确很头痛，因为他们从来没碰到过像李敖这种敌人；别的敌人成群结队，可是李敖独来独往；别的敌人动刀动枪，可是李敖笔胜于枪；别的敌人一关就完，可是李敖关了又来；别的敌人想抢或分他们的政权，可是李敖把他们政权弃如破鞋…… 国民党一开始实在搞不清李敖是不是要在政治上颠覆他们，经过这一二十年的试验——关李敖试验、惹火李敖试验，他们似乎发现李敖不是政治人物，因此他们愿意慢一点动手。国民党是顽固如驴的党，从来迷信枪杆，不怕笔杆（他们只是讨厌笔杆），他们从来不知道笔杆的厉害，因此他们只知道李敖厉害，却不知道李敖多厉害，当他们试验结果，似乎知道李敖这家伙真难缠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李敖已经天下闻名，当他们发现《纽约时报》上李赦的照片不比蒋经国的小的时候，他们头疼不已。但是，他们的确苦于再找什么冤案、错案、假案来关李敖，因为天下没人肯信，他们弄出个吴泰安来整余登发，说初次见面就劈头策划叛乱，已是天下笑柄，但吴泰安毕竟见过一次余登发，但是，吴泰安绝对见不到李敖，这种苦肉计对李敖无所施其技。至于美人计嘛，也是难难难，因为李敖只爱林黛玉，不爱花木兰，哪个女人有问题，李敖一眼就看得出来。所以，到目前为止，李敖还是在“台风眼” 里逍遥。国民党会第三次抓李敖的，第三次是什么时候，很难说，用中国俗话，是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令国民党心焦的是，国民党已经不再年轻了，外既不强，中也干了，所以色厉内荏的情况，日益严重。他们抓了日本人前田光枝，判了感化三年又不敢感化，只好把她请回日本，临走前还送她许多名贵礼物，这是十足色厉内茬的心态。国民党的悲剧是，他们永远没有觉悟到有些敌人是他们打不到的，可是他们却驴一样的拼命还大量制造敌人，结果制造出李敖这种特大号的，就完全不可收拾。我说过有李敖的例子，充分显示了你国民党抓李敖、关李敖、刑求李敖、管训李敖、感化李敖、斗臭李敖……忙了一二十年，最后的结果是：李敖还是李敖，你国民党的一套，全都无效，李敖不怕你，李敖还是跟你干！如今一二十年下来，除了被枪毙或被陈文成两项，是我没有的经验外，国民党对我的一切，我全不新鲜、全一一领教过，国民党对我的驴功，也只是黔驴之技而已。你的本领不过是关人，可是，谁怕你关呢？甚至，有了李敖修理土城看守所的经验《天下没有白坐的黑字》），恐怕台湾的任何监狱都不敢关我了。所以，想来想去，目前这种相持局面，国民党其实求之不得才好；让李敖每周。每半月、每月祖宗三代的骂个痛快，国民党“龟缩”而不“驴技”，还算是较为明智之举。第三次抓李敖，对国民党之害，绝对大于整天被“小李飞刀”之害，李敖是没那么好抓的、好关的，国民党还没领教吗？
把它欺负回来！
问：北方歇后语有一句：“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看了你李敖做 “文化空中飞人”，整天惹国民党，玩命，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答：前年黄玉娇到我家，对我说：“李先生，过去国民党欺负我们，太可恨！现在我们要把它欺负回来！”我听了阿娇姐这句话，笑得好开心，阿娇姐真是聪明人，她深得我心。我现在四十八岁，已经活过了文天祥的年纪，似乎已是“只欠一死” 了，也似乎活得不耐烦了。所以大可玩命一下，活得痛快一下。“把它欺负回来！” 是我的痛快项目之一。斯大林说人生至乐是把政敌一个个细细消灭，我比斯大林慈悲，我不要消灭任何人，我只是顽童式的细细漏坏人的气而已。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七日
李敖答问之三
李登辉应先移送警总啊！
问：二月二十五日《前进时代》透露国民党副总统李登辉当年曾是共产党，说据李登辉的老同学回忆，“就读台大农业经济系时，李登辉和六、七个同校同学在外租屋。当时，正值台湾光复前后，政局混乱，社会主义在中国逐渐抬头，学习农经的李登辉，为了献身中国的改造，和几位同学二起加入台共秘密小组组织”。“他们说，李登辉当时的动机是单纯的，他希望走学者的路线，以学术上的钻研，贡献给中国农民。然而，当时台共的主要工作却是策动农民运动，同时明列于党纲之内。这使得李登辉身不由己；要服从党纲则有违自已的心愿，要坚持自己学术救国的主张，则与党的要求难以配合。经过了多次的激辩，李登辉终子毅然决定退党”。 “秘密小组接受了李登辉的申请，开会商议，由于李登辉甚为坚持，为顾全大局，上级只得准许他退党，但双方立下条件，王守秘密”。“国民党政府近台后，大力清除台共，许多李登辉往昔的同志被捕、系狱、枪毙。而李登辉由于早已脱党，未被波及”。“李登辉果然是‘硬气’的李登辉尽管脱党，但不改其志，民国三十六年台大农经系毕业后，先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