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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题，就是“对国内的种种紊乱情形都不胜感慨系之”。此类喟叹之声在日记中随处可见。顾一樵回国的前一夜，梅汝璈、向明思、顾三人长谈到晚上一点半钟，对国内的种种紊乱情形都不胜感慨系之，对战败的日本深存戒惧之心。“在感慨重重之下，我们互道珍重，互祝努力而别”。“国内的种种紊乱情形”，主要是指剑拔弩张的内战和危机重重的经济状况。有一回，梅汝璈、向明思在中国驻日本的总联络官王谈如将军的房里深谈，至晚上十一点多。“我们谈到国事，尤其是东北军事冲突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大家都不胜感慨系之。八年的惨重牺牲，刚刚换取到一点国际地位。假使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眼见这点地位就会没落了去。想到这里，真是令人不寒而粟。身处异国的人这种感觉最是灵敏，这类体会最是真切。想到这些事，我几乎有两三个钟头不能闭眼。”
蓝公武不讲日本话
■ 蓝英年
我从小仇恨日本人。从大人到孩子，通通仇恨。我曾和滞留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教授郭绍虞先生的儿子郭泽宏，把日伪政权贴在墙上的宣传画“第五次政治强化治安”刺刀下的“共匪”改为“日满”。我喜欢捉蜻蜓，也会捉蜻蜓。左手可以夹八只大蜻蜓。蜻蜓躯干呈蓝色，四只翅膀的边上仿佛镀了金。这种蜻蜓要到清华园前面的小河边上去捉。回来还要经过清华园，那里住着日本人。回家的时候经常碰到日本孩子。他们向我们买蜻蜓，一只五角钱，八只就是四元钱，可以买几斤玉米面。但我们把夹蜻蜓的手举到他们眼前一晃，手指一松，美丽的蜻蜓便飞走了。决不卖给日本孩子。读者也许会说，你应当区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怎么分得清呢？
我仇恨日本人是因为他们抓走了我父亲和两个哥哥。我还朦胧记得，1940年夏天，日本宪兵队夜间突然包围了我们家。母亲把我藏进马桶间，马桶间是间黑暗的小屋，只有一扇开向邻居的小窗。我在里面除了日本人的说话声和沉重的皮靴声外，什么也没听见。等母亲把我从马桶间带出来后，我看见母亲和姐姐们默默地坐在堂屋里流泪。一个姐姐对我说父亲和大哥三哥被日本人抓走了。我并没有感到多大惊恐，只觉得家里出了大事，反正有大人们顶着。后来才听大人们说，夜间日本宪兵队包围了院子。一伙日本宪兵翻墙冲进屋里抓父亲，把父亲从床上拉起来，打了两个嘴巴，戴上手铐。父亲很平静，穿上衣服跟他们走了。他们又到东厢房抓走了上大学的大哥和刚考上高中的三哥，用绳子捆住他们的手。大哥、三哥很快便释放了。九个多月后父亲也释放了，我见到走进家门的骨瘦如柴的父亲时，向他跑过去。他摸摸我的头，没说什么便进屋和大人们说话去了。后来听家里人说，我们的房子被日本人征用，我们无法在城里住下去，在城外已经找好房子。1941年春天全家便从城内北沟沿庚28号搬到城外城府街红葫芦胡同2号去了。
我先得介绍一下父亲，因为六十岁以下的读者未必知道蓝公武是何许人。父亲1888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早年赴日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师从梁启超，这对他一生影响很大。唐振常先生在《川上集》中谈到黄远庸时写道：“……以笔名远生在南北各报发表文章，并与涨君劢、蓝公武合办《少年中国周报》，时人称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或称新中国三少年。”这大概是1912年的事，父亲开始步人政坛。唐先生在文章末尾感叹道：“当年新中国三少年，曾令多少人神往。三人之遭际命运，尔后迥异。张君劢1949年后亡命海外，粹然成为新儒学一代宗师。蓝公武乃为共产党员，全国解放后任司法最高当局。黄远庸则以英年为党争而毕命枪下。当三人之创《少年中国周报》也，驰骋文场，指天划地，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此后如斯不同的结局。”可见民国初年父亲在政坛上何等活跃。大约1913年，经梁启超推荐，父亲以进步党代表身份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当时最年轻的议员。他这一时期的活动我所知甚少。只记得他带我散步时说过的一件事。那时他年轻气盛；在一次议会开会的时候，同袁世凯争论起来。一时冲动，竟拿起墨盒向袁世凯砍去。回家后害怕了，因为袁世凯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掉他。他连夜乘火车逃往青岛，又从青岛坐船到德国。他到德国盾有人给他捎信，叫他回来，说袁大总统不会拿他怎样。他回来后袁世凯果然没惩处他。袁曾对人说：“志先（父亲的号）这个小青年，何必跑呢，我怎能和他一般见识？”
这阶段还有一事可说。1915年袁世凯准备称帝，梁启超和他的弟子们，包括父亲，坚决反对。1915年9月梁启超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讨袁檄文《异哉，何谓国体问题者》，政坛为之震撼，影响遍及全国。同年11月梁启超弟子蔡锷潜出北京，前往云南组织护国军。12月梁启超携父亲等六名弟子向云南进发。他们到上海后，得知蔡锷到云南后与他的后任唐继尧发生龃龉，组织护国军并不像想象得那么顺利，梁启超便在上海运筹帷幄，调整战略，父亲也参与其事。他们先到广西劝说陆荣廷都督独立，后又到广东逼迫龙济光都督独立。一路险象丛生。梁启超写道：“三月四日午前十时，乘月本邮船会社之横滨丸发上海，从者汤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并吾与唐伯珊都七人。自兹以往，昼伏夜动，作客子畏人之态者垂两旬，大类剧场中之过昭关；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梁启超《从军日记》）。蓝志先即蓝公武。旅途艰险，随时有生命危险。有时情况紧急，六人便分头行动，父亲始终没离开梁启超，也算为护国运动出过力。我知道父亲与蔡锷关系很好。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北海建立松坡图书馆，父亲是倡议人之一。他参加开馆仪式，并在松坡图书馆前照了相。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父亲被共产党接到晋察冀边区。我记得曲经常到家里来的护士潘小姐陪同，父母带着我从北平乘火车到定县，下车后看见先到那里等候的姐姐。走出车站不远便是一个村子，进村后母亲、姐姐和潘小姐都换上农妇衣服，一位姓李的通信员架马车在那里等候。我们坐上马车便向前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穿过一大片梨树林，地上落满了梨。我们的终点是阜平县康儿沟山庄，山上长满枣树，是晋察冀边区城工部所在地。这时我才知道，领导迎接父亲的是崔月犁同志，也就是到过我们家几次的崔大夫。潘小姐是刘毅同志。他们都是城工部的干部。“文革”期间两人都被斗得死去活来。我再次见到
崔月犁同志已经是“文革”后期了。刘毅病逝，革委会说她有特嫌问题，不给她开追悼会。我找崔月犁，希望他出面证明刘毅历史清白。崔月犁大概刚“解放”，没有能力澄清刘毅的问题。他说他们不开咱们给她开，就在八宝山的树林旁边开。后崔月犁担任卫生部部长，我再没见过他。
把父亲接到晋察冀边区不可能是城工部的意思，甚至也不是晋察冀中央局的主意，很可能是毛泽东的决定。因为父亲到晋察冀边区后，立即担任要职。1948年4月毛泽东把父亲接到陈南庄，留父亲在他那里住了一星期。父亲后被选为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争夺沦陷区有气节、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我这里有一张1946年的剪报，正标题是《怀念蓝公武先生》，副标题是《英援华会慰劳我蒙难教授为何没有他的份儿》。文章写道：“编者先生：读九月二十六日上海大公报得悉英援华拨款二百五十万元慰问我蒙难教授周学章等二十七人，每人平均可得九万二千元云云。记得民二十七、八、九三年（即公历三八、三九、四零年）北平中国大学教授蓝公武先生在教室里时常攻击敌伪人员。每至授课时，讲堂都坐满了人，窗户下也站了人。蓝先生讲政治在座的日本学生亦侧耳静听。日宪逮捕之谣，时有流传，然蓝先生早置生死于度外。但至二九年（四零年）夏卒被捕到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里去，被判了十个月的徒刑。出狱之后笔者曾往慰问，目睹其手指、手臂、肋骨之拷打伤斑，血痕犹在心为之痛。而正义感与爱国热心，并未稍杀。目下尚不知其下落，胜利一年，还都半载，未悉政府对于此种正义之士不知有何褒扬？犹忆二十八年（三九年），蓝先生焦虑国事竟致神经失常，痛骂王克敏诸人恒至夜深不停。笔者以其家人众多请医无力，即走告大生医院周瑞庭博士，周博士乃奋勇前往为之诊治。幸来久即告痊。在其未为敌宪捕去时，除中大之些须收入外，日以变卖什物为生。而此种蒙难爱国教授，不知此次援华会慰问之二十七人中为何不列名。睽教数年，蓝先生的声音，似仍在耳，谨祝其健康！汪朗园。”
汪先生所说的与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仅再补充两点：
萧乾和史迪威将军之女
■ 文洁若
早在1939年萧乾就写过一篇《印缅友谊值得争取》，发表在6月15日、16日的香港《大公报》上。文中描述了一个放弃在马来半岛上的产业，志愿到中国来驾驶汽车的印度青年。他告诉萧乾，自己是由于热爱中国文明，憎恨日本侵略者，才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的。
萧乾还谈到，旅缅侨胞多至三十万，然而彼此不团结。日本人寥寥五百名，活动能量却极大，在驻仰光的日本领事馆指挥下，挑拨民族关系，造成缅甸亲日反英的形势。
1939年6月17日至19日的香港《大公报》上刊载了萧乾在当年3月所写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滇缅路是从云南省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潞西到中缅边境畹町的一条长达958公里的公路，1938年全线通车。这条横贯云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