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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影响中国的教学，他的《教学方法的探索》一文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他和研究生们做过的一系列教学实验，以规范的科学主义视角比较了常规教学、掌握学习和个别教学的效果，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就很值得国内的教学实践者们认真学习。类似的科学主义教学精神还出现在赫伯特·瓦尔贝格对“教学方法的效力”的综述性研究之中，此文不仅为我们简要回顾与评析了行为主义、程序教学、掌握学习、计算机辅助教学、微格教学等教学模式，更强调了方法对实施过程以及教学目标的高度依赖。文中引用的那句谚语实在生动而深刻：“即使是最好的锯子，如果被当作锤子来使用，也是无济于事的。”相比之下，经历了科学化粮潮之后的美国教学研究也逐渐开始了对技术化教学的反思，帕克·帕尔默的《教师的内心世界》一文尤其值得一读。他反复倡导教师面对真实的自我，提出了“聆听内心的教师”这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概念，而这样的研究自然不能再倚重于布卢姆式的经典教学实验，“故事”成了最好的描述这类教学思想舶方式。
两编中许多论文处处潜藏着新鲜的研究视角：当威廉·格拉瑟在珍妮特的婚姻失败与约翰的学业失败之间找到超出人们想象的相似处（没有人关注我、没有人听我的想法等）时，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独特的审视视角而赞叹；当安迪·哈格里夫斯从教师日常情绪的访谈记录中找到教师与家长交往中的焦虑源泉（家长对过去学校的怀旧之情）时，我们则深刻地感受到作者关怀教师、学生的人文立场。不少作者关注了标准化教育、标准化测验、教学评估等科学主义色彩更为浓烈的课题，但他们的观点大多是尽可能中正的，在阐述标准的合理性、必要性的同时，提出了基于标准的教育所面临的危险。还有一些教学问题是这个时代新近出现的，如网络一代与互动教学技术，面对数字时代数码儿童们遭遇的各种焦虑，学校必须迎接挑战。唐·塔普斯科特在《教育网络一代》一文中为我们展示了乐观但不盲目的教学信念。在他看来，新一代教师从传递者变成了促进者，而当我们进行这一势在必行的变革时，我们可以求助于在新技术的环境中长大并沉浸于其中的一代人，因为“他们是唯一最有发言权的人”。
超越二元对立
■ 王彦力
在当今教育领域，“没有研究的政策不可能成为好政策”、“不关心政策应用的研究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研究”的研究理念与价值追求，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总是被看作是教育问题的核心和关键的课程问题。特别是目前在急切的“赶超”意识驱动下，我国的课程改革正进行的轰轰烈烈之际，为了避免以往我国教育改革中由于缺乏深入的理性思考而屡屡出现过的“赶时髦”、“一阵风”的弊病，探求课程与政策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有必要倾听一下大洋彼岸有关课程与政策研究的理性的声音。
“课程与政策”是美国当代课程论专家阿伦·C·奥恩斯坦教授主编的《当代课程问题》一书中讨论的一个专题。首先哈罗德·霍奇金森教授的《教育人口学：教师应当了解什么》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一个国家人口变化的趋势中对教育政策产生影响的几个重要因素。霍奇金森教授认为，其中种族、宗教、年龄、生育、财富和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等方面的人口统计学资料都将会对教育政策的制订产生重大的影响。具体到实施课程教学的课堂中，相关的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对作为课堂管理者教师的行为，教师不仅应该了解种族和年龄结构的改变将会对教育、课程和教学产生的宏观影响，而且还应该充分考虑到由于学生的差异性所带人课堂上世界观的不同，以及如何对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在最大程度上实施“因材施教”。乔伊丝·爱泼斯坦教授在《创建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一文中探讨了学校、家庭和社区如何更好为每一个学龄儿童服务的问题，提出，尽管建立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种“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又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促使这种“伙伴关系”的积极、健康发展，还需要来自政府、管理者、当地纳税人、教师、学生父母、学生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詹姆丝·西尔丝教授的《男、女同性恋家庭和双恋家庭对教育者的挑战》、珍妮·奥克斯教授的《限制学生学校成功和生活的机会：分轨的影响》和阿伦·奥登教授的《维持综合学校改革所需的成本》的三篇论文则从制定教育政策的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了诸如学校课程设计应如何关注来自非传统家庭——男、女同性恋家庭和双恋家庭——学生的成长问题；教育分轨政策对学生产生的不利影响问题，以及从经费支出的成本估算来进行适合实际需要的综合学校改革问题。这些对有关课程和政策之间具体问题探讨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影响的基础上制订课程改革的政策，才会有较好地满足实际的需要。
以往美国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是，无论当时在制定改革政策时设想的多么美好，一旦实施起来总是难免会出现种种失误。失误根源在哪里？卡尔·格利克曼教授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改革中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总是企图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地做正确与错误的划分，最终选取得一种“正确的”观点，抛弃另一观点，这是意识形态绝对化倾向的突出体现。事实上，每一时期的教育发展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综合了社会的各方面影响。研究者应尽量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干扰，走出教育历史研究中二元式对立的研究范式，联系具体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具体的条件境遇中，综合考察教育问题出现的各种原因，并以此为依据来制订教育政策，这样，才能在未来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可能性前，最终做出明智的选择。
一项诗学工程
■ 张桃洲
这几年，诗人西渡似乎从读者的视线中消失了，各种文学期刊少有他的新作，众多媒体也难觅他的踪影。这多少引起了一些疑惑和猜测。当8卷本“经典阅读书系·名家课堂”面世时，惊讶之余人们恍然大悟：原来，这几年西渡把大量精力花在这套书系的编纂上了。
这套书系亮出了“精选现代名家、解读千古名篇”的旗号，所选人的中国古典诗文以及新诗、外国诗作品，皆为产生了广泛影响、已有定评的名篇佳构，而那些解读文章更呈现了诗与思相沟通、古典情怀与现代智慧柑融会的绚烂景观。每卷洋洋数十万言，显得厚重深沉。称这套书系是一项浩大的诗学工程，应该并不为过。无疑，其间渗透了西渡披沙拣金所花费的心血，更显示了他的魄力和眼光。
如果说几年前出版的文论集《守望与倾听》，仅是西渡自谦“在毫无训练的情形下撞入批评领域”的尝试之作，那么随着这套精心编选的书系的出版，西渡作为诗歌批评家的身份和气质逐渐凸显。因为，从编选本身来说，任何选本或多或少地贯穿着编选者的理念或思路，后者借助于成系统的编选活动而得以构建起来。具体而言，这套书系从两个方面体现了西渡诗学观念构建的努力。
其一，重视“阅读”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与展示。西渡曾经指出，“写诗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放弃自身，去倾听语言的发言，阅读同样意味着放低自己的位置，去倾听词语的声音。与写作不同的是，阅读还涉及与另一个心灵的契合”。这可谓道出了阅读（尤其是诗歌阅读）的特殊性质和难度。这套书系的关键词之一正是“经典阅读”，对此西渡借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话做了诠释——“经典：不是说你读过没有，而是说你读过几遍”，并进一步发挥说：“对经典的阅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内在生活的质量。阅读经典，就是和人类最优秀的灵魂打交道，就是把一个人的生活和伟大的传统联系在一起”。阅读，在西渡那里是一种逼近内心的探询，一种与文本的持续的对话和共存。
对阅读的重视是当代诗学的重要趋向之一，它既是一个文本阐释学（关涉文本内部结构）的问题，又是一个文本社会学（超乎文本之外）的问题。因此，阅读不但促动了阅读者文学经验的累积，而且参与了其生存习性的塑造，这不是能够轻易教授和习得的。由于一个文本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任何想要探入这一世界的行为不啻是一种“冒险”。显然，不同诗歌文本有不同的进入——即阅读——方式。唐诗、宋词等古典诗文如此，现代的新诗和外国诗更是如此：它们以各自繁复或单纯的样式、处理了变幻多端的经验，需要阅读者付出巨大的心力和想象，才能在领悟中获得愉悦。
这套书系选录的解读文章充分展现了阅读方式的多样性。看看布罗茨基对奥登《1939年9月1日》和弗洛斯特《步入》《家葬》的著名解读，便可领略到阅读的精细与深入，这是出自诗人的阅读，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洞察、申发与回应；而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返乡——致亲人》的解读，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对一位哲学家诗人之诗思的发掘和触摸，在呈现哲学家对自身问题展开和解决的同时，也彰显了一个时代诗歌的境遇。在《名家读新诗》这一卷中，阅读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样得到了展示，如唐晓渡解读穆旦《春》所表达的对“另一种新的诗歌可能性”的期待，欧阳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