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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含义来说，文是文，献是献。早在《尚书》中就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的说法，孔颖达注曰：“献，贤也。”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是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所以启先生说：
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一些见闻，也许会补充一些文献中“献”的部分。司马迁写《史记》，有的材料就是得自民间而非书本（著名的如《项羽本纪》《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等篇章都有例可征）。也是这个缘故，我也很喜欢读一些记录“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文章。譬如启先生这部口述历史书里记录的有关乾隆皇帝为什么对太后非常“孝敬”，乾隆跟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和亲王之间的关系，慈禧和光绪为何会同日而死的“内幕”等等，启先生娓娓道来其中的故实，一一点破其中的关节，这里面就有许多材料可以补充我们从书上得来的知识，增广我们的见闻。这都记在《启功口述历史》这部书里，用不着一一转述其详了。
但我读《启功口述历史》这部书，也还有一点儿不满足。有的事，相同的一件，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记录，而记录整理者未能作出解说。譬如点校《清史稿》。启先生熟稔满清典章制度、清人称谓等等，所以他在这部口述历史里很自信地说道：
但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些对我来说就跟说家常一样，易如反掌，因为我对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还是很熟悉的。所以工作量虽然很大，一部《清史稿》有48大本之多，但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发现并改正了大量的错误，如《清史稿》中居然把宋朝人的、日本人的著作，甚至对数表都放了进去。经过点校，《清史稿》和其他各朝正史都有了准确、通行的本子。
《王钟翰学述》（王钟翰著，姚念慈等整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里，则有另外的记录，王钟翰说，有一回启功对他说：
五礼的吉、嘉、军、宾、凶中，我也许知道其中一小部分，哪能什么都知道呢？
启功还“感慨说”：
我们虽然从事清史研究有年，在某些方面也许多少有些一知半解，但就整个清朝一代300年全面来说，叫我们来干这项工作，是很不合适的，而我们实在也干不好。
记录这些话后，王钟翰又说“启兄所云，实是通人之论，我也深有同感。”
按王钟翰的记忆，启功负责《清史稿》的“志”的点校，则启功后来《启功口述历史》中所言（“我对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还是很熟悉的”）应是实话实说。如果王钟翰记忆无误、记录准确，那么，启先生前后对同一事的不同态度 （前者“谦卑”，后者“自信”）的变化，细加考究，也许是很有意思的，至少可以表明，在不同的年代里，启先生这样的曾被划作“右派”、“文革”中又被当成“准牛鬼蛇神”的老知识分子，其精神风貌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还有的事，启先生本人即有不同的记录。举一个例子。在辅仁大学时，有一次，启功作诗写溥心畲故居恭王府的海棠，有句云“胜游西府冠郊堙”（海棠常称西府海棠，“西府”是海棠的品种之一）。启功拿给陈垣校长看，另一位“同门”（柴德赓）也在。这位“同门”说“恭王府当时称西府呀？”《启功口述历史》里接下来说：
陈校长仍不说话，又用手朝他（引者按：指启功的那位同门柴德赓）一指，柴德赓马上意识到又出错了，脸都红了。但是启功在写于1980年6月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三联书店1982年6月出版》一文里，却是这样写的：
……老师（引者按：指陈垣先生）笑着用手一指，然后说：“西府海棠啊！”这位“同门”说：“我想远了。”
这两处的记述就有比较大的差别，不知该以哪一处的记述为准？
像上述两条记录的差别，记录整理者也许该在书中加按语以作出解释。
从《启功口述历史》一书的编辑来看，也许还可以加一个附录，譬如启先生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上的《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一文，就可以作为附录，可跟正文对照阅读。《启功口述历史》“院系调整”一节里，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师大中文系有位教授“专赳李长之先生”：
……有一位教授，虽不是党员，但比党员还党员，成了当时的“理论大师”。他现淘换一些马列主义的词汇标签到处唬人……他的学问是很有功底的，也深通义理之学……他专魁李长之先生……
这段历史对过来人，当然很清楚，对其他人就未必了。《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对这位教授则有指向更明确的表述：
当时中文系师生许多划为右派，只有刘盼遂先生读书多，记忆强，虽没划右派，但口才较拙，上课后在接着的评议会上，总是“反面教员”，谭丕谟同志最受尊敬，王汝弼先生常引马列主义，学生也无话可说，他在批判别人时常给他们加上一些字、词，被批的人照例无权开口……
再譬如，《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里说，“文革”结束后，“原来的系主任还有时根据苏联专家留下的理论，说只要把书教好，不需要什么‘科研’。他带的硕士研究生不许做论文，而学校制度已然规定要通过论文。学生只得拿着论文请旁的老师为他看”。而在《启功口述历史》“院系调整”一节里，对这位“原来的系主任”则有指向更明确的表述：“师大初建时（引者按：指1952年前后院系调整时的北师大）任副系主任（引者按：当时仅一位系主任，一位副系主任）后来又担任过主任的那位教授”。
举这两个例子只是想说，把启先生以前写的有些文章，作为这部书的附录，恐怕也是有些意思的。
最后给这部书的整理工作，再提一个小小的意见。这部书，从头至尾，直到整理者赵仁硅教授写的《后记》，均无启先生口述时的时间和地点的明确准确的记录，只在《后记》里笼统提到一句“启先生在九十一岁高龄的时候……为我口述了他的经历”。这对于口述史学来讲，也许是不太够的吧。
陈琼芝和
新世纪版《鲁迅全集》很快就要问世了。它的编委之一陈琼芝，却在2005年 6月26日因癌症去世，没有能够等到新书的出版。
为了出好《鲁迅全集》，有不少人都出了力。陈琼芝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人。
我是因为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才同她相识的。1980年2月，我从湖南人民出版社借调来京。她是从延边大学借调来的，比我早几天到京。那时，从外地借调来京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东北师范大学的蒋锡金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包子衍兄，华东师范大学的郭豫适兄和陈子善兄，上海大学王自立兄，厦门大学的应锦襄大姐和庄钟庆兄以及苏州大学的徐斯年兄等许多人。我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林辰先生，以及陈早春、张伯海、李文兵、何启治、王永昌、殷维汉诸兄，还有赵琼大姐，在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仰晨兄的带领之下，一同工作：开会讨论每一条注释，上图书馆和报库查找资料……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借调人员的住宿和吃饭都在社里。每天午餐，食堂里坐得满满的，晚餐呢，本社的同人都回家了，食堂里只有这些借调人员就餐。这样，就给了我们不少接触交谈的机会。
我被借调来京，我想是因为事实上我早已在参加这一工作了。我出版过一本《鲁迅传略》，后来又把《鲁迅全集补注举例》的稿本寄给冯雪峰先生看过。冯雪峰先生和孙用先生就把我介绍给王仰晨兄。那时，鲁编室正在着手准备新的《鲁迅全集》（十六卷本），他们很认真，鲁迅的每一个单行的集子，都先出一个“征求意见本”，深红色的封面，我们习惯地叫它做“红皮本”。不知道这红皮本每种印了多少，发送给哪些人。我是每种都收到了的，也给每本都写了意见。这样，他们才决定借调我来京的吧。
琼芝参与这事却比我早，也比我深。我是开始于给“红皮本”提意见，她却是参加了“红皮本”的制作的。《二心集》的“征求意见本”，书上注明：“本书注释者：吉林省开山屯化纤浆厂工人理论组、延边大学中文系”。在延大中文系，承担这一工作的，主要是琼芝和她的学生章新民。动手之前，他们先到北京等地作了些调查和访问，访问了冯雪峰、冯乃超等好些有关人物，还把收集到的材料编印了一本《二心集研究资料》。至于工人理论组云云，则是那时的风尚，每一本“红皮本”上，都标有一个工农兵理论组，置于某大学中文系之前，以显出工农兵管上层建筑的权威。注释这事，专业性很强，学养稍差的人就不易做好。这些工人理论组微的，我想大约只是“路线把关”，保证所有注释都符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所以在各本“红皮本”的许多注释中，都大讲什么“儒法斗争”之类。特别是每一篇的“题解”，更把鲁迅说成是一位路线觉悟非常高的作家。
应该庆幸的是，等到我们着手编发书稿的时候，上面已经决定不以“红皮本”为工作的基础了，另外准备了一种打印本作为工作底本。“题解”这一项取消了，注释也增加了一些具体的材料，减少了一些评论性的字句，工人理论组的贡献保留下来的不多了，大体上也就是后来读者在1981年版中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吧。
我是担任第六卷的责任编辑。琼芝担任的是第七卷的责任编辑，包括《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这两个集子。那时每一卷有一个定稿小组，几卷同时分头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