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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作者”不能不生活在自己的文字习惯里：1956年年底，沈从文回到湘西，“见几个麻阳婆守在一个狗肉馆前摆烟酒小摊，那馆子却有四十三只狗腿挂在屋梁上，柜前陈列六七个酒坛，可惜看不见武松、浪里白条一流人来到铺中大宴”。这样的情形是中国农村集镇中的传统遗存，在沈从文的观察里自然会生发边地生活的无穷想像，他当年的作品多因为这样的色彩而独具乡土生活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但这样的生活情形在合作化以及很快到来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大规模的变化里，当然只能被当做“落后”“低级”生活形态趣味的代表而渐至消灭。
沈从文本来有一双感受生活之美的眼睛和心灵，便处处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天气热热的，令人回想起小时候春夏之际情景。人在病中，看到许多花，在日光下静静的开放，心软软的，真正是小心子好柔软！我还记得有那一回，看到花台上碧桃开得十分热闹，我正病好，没有人理，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心子弱弱的，哭了起来。家中人不明白情形，还骂了我一顿，可不明白小孩子‘心灵’如何需要安慰和爱抚……想起五十年前旧事，好像直到这时才懂得自己小时候那一点点！”
这样忠实于感受的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便无处不在。1957年4月26日，沈从文在上海写道：“这里有个极令人奇怪现象，是女孩子一到十四五岁，就像被烘烤逼熟的，把成婚后的女人烫发穿衣全学会了。可能这种人又已经十七八岁，总长不起来，和不健康的花一样，到了时候，勉强开放了。电车上到处可见这种人。另一种是新摩登，也多是个子小小的，总给人一种淫欲过度感。脑子里只是钱。对于书却绝不需要。至于生活呢，和苏州许多人一样，吃零碎！永远是什么采芝香，采芝春，采芝什么忠实群众。”这样的感受倘真写成小说，在当时会得到怎样评价呢？沈从文的欣赏趣味是乡土的，其间也不乏刚健，正若施蛰存所云：“一个苗汉混血青年的潜意识”会经常在他的思绪里奔涌。他其实并不乏跟随时代的愿望，这里对城市女青年的状态叙写，透逸的正是沈从文的乡土情结和“自我改造”的精神信息相通处。“我一见船就起一种情感……弄船人永远和陆地讨生活不同，永远从容许多，脾气也好得多。将来如有新诗人培养所，应当派到船上过一年半载，因为一面操作一面还容许思索其他事情，回忆旧的，估计新的，却和当前操作不矛盾……”沈从文的内心感受和精神追求，还是一种来自社会生活底层的赋予，正是这样的基础，使得他很快便和新时代的斗争趋向有了共鸣，也使得他在远离文坛中心的位置发生革命改造的愿望。这样的共鸣和愿望，伴随着沈从文对个人命运和处境的改善欲念，在以后二十多年的生活里，使得他极力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相应和，一个早被视为“另类”者，其言行却显得比阵营中人更加板正。
1957年4月30日，沈从文出差上海，正逢大鸣大放时期，当时文艺界著名人物巴金、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师陀等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对党的文艺政策的意见，普遍认为政策的束缚影响了文艺繁荣。沈从文本来对这些老朋友的“不从容”啧言甚久，对这些向党提的意见意见尤多，他认为：“有些人是靠小帮口而起来的，不是真正靠若干作品深深的扎根于读者心中的。如今有些人说是为行政羁绊不能从事写作，其实听他辞去一切，照过去二十年前情况来写三年五载，还是不会有什么真正好作品的……目下不写作品，还在领导文学，领导不出什么，却以为党帮忙不够，不大符合事实的。”“鸣总不免有些乱。如果有机会让小作家和读者鸣鸣，也会把责任转到巴金等头上来，因为他们在领导，事实上可并不曾有多少青年作家或年老作家，在领导鼓舞中动起笔来的。”已经离开文坛的沈从文，反而对作家圈的事情若隔岸观火，只不过，他这样的议论多发于家书私语；闹成一团的文坛，正统旁庶之争，远非局外人沈从文可以参与。
1957年5月2日，沈从文还是在上海，他比较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物学术，有现实的考量，也见功利考量：“这些工作不比创作，和创作有个基本不同处是：创作短篇每一次都自为起讫，都近于从新开始。正如同赛跑，你参加各种距离跑，一百米记录虽好，到五百米那一场，又得另从起点走去。不能用那次一百米的记录，而且受时间限制严。至于搞文物工艺，尽管工作千头万绪，只要能就全国材料作综合，只要看得多，材料在手边，就可以不太费力在一较短时间里，作出许多事情。过去三五十年难于见功的，现在三五年也可以完成。”从1957年到1963年，沈从文发表了大量的文物学术文章，并且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明锦》、《龙凤艺术》、《中国的瓷器》等学术专著。比较很多表面红火的作家朋友的“不从容”甚至光阴虚度，沈从文的失落感大大冲淡。但是，表面羸弱其实心雄万夫的沈从文依然没有完全放下小说创作，他从直观感受出发，写了个“试水”性质的讽刺短篇，却遭到夫人张兆和的严厉批评：“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克为主题写小说，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我希望你能写出更好一些、更有分量的小说。因为许久不写了，好多人是期待、注意你的作品的，宁可多练笔，不要急于发表，免得排了版又收回……你最好能多看几篇现在作家的新小说，知道一点创作情况和水平。有些文艺界右派分子异口同声说解放后没有好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我虽然读过作品不多，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看到一些好稿子，有些水平实在不低，可以借鉴。”张兆和出身名门，受过完整的大学中文教育，知识结构甚至比沈从文全面，为沈从文的文章修改错别字本来是她的常事，对沈从文在孤独中进行写作的影响也非任何人能比。张兆和当时又是《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比沈从文对文艺形势和政策了解得多，她既是沈从文的第一读者，也为他的作品“把关”。在夫人的影响和关照下，沈从文的写作就必须向现实标杆看齐，而不能由他信笔为之。沈从文看得十分清楚的巴金等人的“不从容”，轮着他小试身手，也难脱仿佛。
四
在“反右”运动中，连曾经红极一时的丁玲也落水，成为比“另类”文人沈从文地位更底的“异类”。沈从文在解放初期，以为丁玲可以帮他一把，硬着头皮求助，却被泼来一瓢冷水。如今处境穷窘的沈从文安然无事，显达的丁玲却连北京也不能再住，很快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去了。沈从文于1957年8月23日在青岛给夫人写信谈及此事：“丁玲事也想不到。工作了那么久，还一切只知有己，不懂党的整体意义。不懂得如何领导，鼓励更多数熟人倾向党，更多数人拿起笔拥护党，反而在内部闹。不明白自己也还学不够，知道的事情极少。即以文学而言，当时也近于‘福将’，并未甘苦备尝，底子不扎实，所以写什么，真说是每篇要像个样子，也难办到。自己根基不扎实，又不虚心谦退，还只想抓权，且闹小脾气，如何不出问题？又由于出身，对工农劳动成就，体会得似乎就还不大深！不明白党说的整体意义，是问题，居然想脱出作协，岂不是奇想？‘凡对党有好处就做，有损害处坚决不干。’这话本来还是丁玲向我说的，我倒比较老实的作了些实践，她自己却不会用。”这时候的沈从文竟表现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姿态。他以前所谓靠“帮口”上来的作家，就是指的丁玲等人。丁玲对沈从文的训斥，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但是，丁玲在党内斗争的失败，倒落得和党还沾不上边的沈从文来说三道四。沈从文在落寞中对文坛的每一次变化都甚为关心，并且自以为得到了精神的超越，有幸早退也“不幸言中”，对他人不乏同情也不免幸灾乐祸，这都是人之常情。
1957年夏天，受到批判的文艺界名人难计其数，沈从文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态度则更加明朗：“见（卞）之琳等发言，前一部分很好。后部分似不深刻。老舍有段在《文艺报》的自白，不好，有自夸处，特别是谈到在重庆时事，是否有人在提起他？他因为自己很写了不少。其实他的位置，不只是自己肯写写即成，主要还是帮助鼓励同道的都肯写，主要在帮同党做团结作家工作、鼓舞工作，目下还有许多作家不算接近党，写作或研究工作都不能说有充分力量用出，他有责任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正如同丁玲在党内作家应做而未做的一样。这方面靳以、巴金态度倒踏实一些，工作也做得好一些。”看沈从文的这段话，不能不想起当年的一些“黑五类”及其子弟，因为自己命运悬于一线，顾忌过甚，谨言慎行，每与人谈及政治，则不能不有一种无懈可击的严密语言，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反倒比一般基层干部正确深刻许多，但他们永远没有正式发言的机会。著名右派傅雷，一生啸傲权贵，敢与声势煊赫者当庭抗辩，他惟一想得到的职务竟是里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组长，他自以为比那些在讲台上高谈阔论的人更懂毛泽东思想。沈从文则希望在丁玲、周扬等全被开除出党的时刻成为一个组织上也“在队伍”的布尔什维克，律己甚严的沈从文确实认为自己已经在思想上入党。这样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