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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学术理由，完全由盲目排外情绪所驱使了。按杨光先自己的说法，是“宁
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664年，汤若望、南怀仁等传
教士被捕。次年，礼刑二部决定将汤若望肢解处死，临行刑时，忽地动山摇，
发生大地震，此后皇宫发生连续13天的一场大火，会同定案的官员们认为这
是上天示警，释放了一批传教士以求免灾，但对汤若望仍维持死刑。这时，
太皇太后出面干预，传谕说：“汤若望向为先帝（指顺治帝）所信任，礼待
①
极隆，尔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过！”汤若 望因此保住了性命，几位中
国教徒处斩，另有一些信天主教的中国官员被革职。杨光先被任命为饮天监
监政。
京城开了头，各地方争相效仿，全国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天主教热。
各省查封教堂，焚毁经像，将各地西方传教士押解北京，除南怀仁（字敦白，
比利时人，1659年来华，先在陕西传教，1660年奉召进京，参加汤若望等入
修历工作，授饮天监监副）等四人留京外，其余遣送广州，不准出城，不准
再传教。
1668年，康熙帝亲政。这位皇帝很有见识，也有原则性。此时距请入关
不远，内地及边远地区仍有反抗势力。为稳定局面，缓和矛盾，清政府在意
识形态上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康熙帝由此立场出发，正确处理了此次历法
纠纷。他说：“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执已见，以已为是，
以人为非。务当平心考虑谁是谁非，是者从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
②他让南怀仁和杨光先当着众大臣的面，实地测量日影和星象，以比较中西历
法。此可谓以理服人，让事实说话，揭了杨光先虚妄无知的底儿。南怀仁的
测量准确无误，杨光先却不知如何下手。然而，杨光先并未死心，又上书皇
上，危言耸听，说：“中国乃尧舜之历，安有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
且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刻推算，若用西洋历法，必然短促国祚，
①
不利子孙。”此言一出，不但未吓倒康熙帝，反被斥为妄言，随即以诬陷罪
名将杨光先革职，遣回原籍安徽。汤若望已于1665年去世，遂命南怀仁接替
他任钦天监监正。恢复汤若望制定的西洋历法，发还宣武门内天主教堂，为
汤若望平反，康熙帝还为他写了祭文，赞誉他“鞠躬尽瘁，臣子之功劳，卹
死报勤，国家之盛典。”还其“天微教师”称号（即顺治帝赐“天玄教师”，
因讳“玄”字，改为“微”）。原遣往广州的天主教士准予返回原所在教堂。
历法案风波至此结束。
经过这次劫难，于以后康熙帝在位的50年间，天主教基本上再没有遇到
清政府方面的压制，传教事业又有较大发展，据统计，到 18世纪初，全国
13行省共有传教士117人，传教士住所114处，大小教堂250处，教徒达30
①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1991 年版，第908 页。
② 同上书，第909 页。
①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1991 年版，第9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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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万人 。
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态度是明确一贯的。他认为，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礼教
大致相符，政府既容得喇嘛教、佛教、回教，也无禁绝基督教的理由。他们
很器重有丰富实务技术知识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他们私交甚深。不少传教士
经常出入宫中。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曾用奎宁治愈康熙帝的疟疾；外科
医生罗德先修士为康熙帝治愈心悸症和上唇症；白晋（法国人，1687年来华）
在宫中设有化学实验室，他还将一部法国外科专家的著作《根据血脉循环及
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的插图，康熙帝交
③
御医参考（但禁止印刷至宫外）。南怀仁也经常被康熙帝召见，为皇帝讲解
数学和天文学。自 1670年被任为钦天监监正后，南怀仁又连续加任太常寺
卿、通政使司通政使、工部右侍郎。南怀仁、张诚（法国人，1668年来华）、
徐日升（葡萄牙人，1672年来华）在平定三藩之乱和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时
曾有功于清廷，对此，康熙帝念念不忘。 1691年，当又发生浙江地方当局
迫害天主教事件时，徐日升、张诚曾见皇上，请求皇上出面干预。康熙帝命
礼部议奏，结果令其不满，命再议，国舅佟国纲深解皇帝心意，拟一议决结
果：“臣等会议，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数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
用兵之际，力进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
各省居住之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
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实属不宜。
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①
臣等未擅使，谨具题请旨。”康熙帝对此很满意，批示“依议”，全国照此
执行。这等于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业绩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天主教传教活
动也因此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这是它进中国10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
（3）中国礼仪之争
17至18世纪，天主教会及其在华传教士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礼仪风俗
上发生激烈争论，罗马教廷和清朝政府都介入进来，其核心还是中西双方如
何把握两种文化对话的关节点问题。在天主教内部，争论不会有什么实质性
结果。罗马教廷的态度也前后不一，摇摆不定，既要坚持天主教的纯洁性，
又不愿失去在中国传教的机会。康熙皇帝对此很不满意，遂开始了以后的“百
年禁教”。
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的背景很复杂，交织着天主教内各修会，主要有耶稣
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斯汀会之间，罗马教廷与各修会之间，葡萄牙、
西班牙、法国王权政府之间，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各方对在华传教权的
争夺，等等。天主教内并非是神圣、屯洁的天国，而是“人人皆为自己打算，
人人专求己国利益。正如此，方有如此众多的纷争与不幸。” （罗文藻语）
对利玛窦的传教路线，耶稣会内也有不同意见，如龙华民就反对。利玛
窦生前曾任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龙华民尊重他，并未表示自己的反对意
见。利玛窦逝世，龙华民曾接任会长，提出了不同于利玛窦的传教主张，在
耶稣会传教士中获一部分人的赞同，另有一部分人仍坚持利玛窦的路线。
②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基督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 年版，第65 页。
③ 参见《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第50—51 页。
① 王友三主编：《中国基督教史》，第9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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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年，耶稣会在江苏嘉定召开会议，形成妥协：对敬孔祭祖问题，仍沿用
利玛窦的方式，即允许中国教徒维持原有习俗；在造物主的译名上，采用龙
华民的办法，不用天、天主、上帝等词，只用音译。
随之，耶稣会之外的其他西方势力推波助澜，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大。
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初，耶稣会曾垄断在华传教事务几十年。葡萄牙政府
又从教皇那里争得了在远东，包括中国的保教权，葡萄牙—耶稣会似成为一
整体。这种局面引起法国和西班牙王权政府的不满，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
罗马教廷也担心耶稣会的势力不断扩大。为限制耶稣会的权力，罗马教廷在
管理体制上做了一些调整。
天主教教会体制是主教管理教区制。教区由教皇创立。主教由教皇任命。
远东最初只设印度的果阿主教区，中国的教务属澳门教区，澳门教区隶属果
阿主教区。耶稣会最高首领是总会会长，下是省，省下是传教区会。利玛窦
所任即为中国传教会会长。由于耶稣会曾垄断东方传教事务，属罗马教廷果
阿的教区实际上也就为耶稣会独占，并要受制于葡萄牙政府。
1658年，罗马教廷在东方实行宗座代牧制。宗座代牧为教皇派出，代表
教皇管理一宗座代牧区的教务。这是企图限制葡萄牙的保教权，冲破耶稣会
对东方教务的垄断。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陆方济被指派为中国华南宗座代牧区
代牧。 1683年，陆方济到福建，以总理全国教务的身份宣布，在华传教士、
各修会会士、传教员必须宣誓服从代牧。西班牙、葡萄牙禁止本国传教士对
他宣誓，法国仅同意法国传教士向本国主教宣誓。陆方济的代牧权力实际没
能实现。这期间，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耶
稣会等各行其是，在中国形成了几个相对峙的传教权力机构。后来，罗马教
廷又同意在葡萄牙保教权下设北京南京教区，又改为在陕西、四川、福建等
9省设9个代牧区，然而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并转移到中国礼仪之争上表
现出来。
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的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