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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毕露；戴笠把势力渗透军政两界；汤恩伯呢，在四个人中最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暴露无遗，并且通过递交手本，为蒋介石了解其政治抱负，甚至以曹操自居，不知收敛。
黑白汤恩伯（6）
第五，都出身卑微，于蒋介石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蒋身后第一人自诩，但蒋生前，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蒋介石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应钦等老将宿臣的心理。
这几个人中，汤恩伯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在蒋系将领中没有陈诚和胡宗南那样显眼，又不像戴笠有着特殊的工作性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我想，抗战对于汤恩伯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抗战给汤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可以得到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加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国民党中比较早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恩伯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发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宗南、戴笠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蒋介石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路，汤司令变成政客了。
一个军事将领的政客化，往往就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点。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将军们中盛产政治家，可就是忘了怎么打仗。
何况汤恩伯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了他在这方面难有作为。比如一度和他火热的戴笠，就对手下说过：“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蒋介石可以容忍左宗棠，但恐怕容不了曹操，从蒋的手段看，汤若无中原惨败，也难有善终。汤恩伯对政治的看法就是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兵力，因此他在中央除了蒋的宠信外并无多少势力。汤在四省边区，虽然没有积极的作战，却大肆扩充兵力，补充团、补充旅等部队到处建立，形成了足有40万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这种良莠不分的做法，正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是因为兵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增强。中原会战汤部新扩编的部队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真正打仗，还要靠汤的老部队，扩军效果可谓微乎其微（当然如果没有日军的进攻，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会成为汤的一大资本）。汤部在抗战开始，以精兵称雄，此时率领战斗力参差不齐的40万大军，机动迟缓，纪律混乱，装备不一，对汤的指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事实上，汤在这个考验面前得分没法说很高。抗战后期的汤恩伯对政治更加敏感，对军事的灵感已经烟消云散，这个缺点在解放战争中越发的明显。
日军1944年4月13日开始中原作战，5月6日就打通平汉线北段，完成主要作战任务。除许昌、洛阳（打到17日）抵抗顽强外，汤军团的表现只能用“崩溃”来形容。当时的日军是不是不可战胜呢？其战斗力虽然强大，其实也不尽然。日军进攻到河南南部，灵宝会战中，马法五的“白头军”装备远不如汤部，却能够取得比汤部好得多的战果，连日军旅团长木村千代太也被击毙。所以，汤部的溃败如果仅仅归结于日军过于强大不够公平。汤扩军无度，兵多需要的补给、装备就多，给中原地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当地人民与汤军的对立，也严重影响汤军官兵的士气——连保境安民都做不到，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迅速扩编的部队纪律性差，战斗力弱，战斗中争相奔逃，给本来能够作战的部队也带来了“雪崩”的影响。史称汤部在河南和日军交手被打惨了，豫西民间武装和汤军冲突，只要有几个会日语的民团大喊几声，汤军就蜂拥败退。
对军政关系认识的粗糙以及在实力问题上的短视，给汤恩伯带来了苦果。和日军对峙数年，军事上的准备却不足，对日军研究不够，则更是汤作为指挥官应该负责的地方。
黑白汤恩伯（7）
应该说，汤在中原的确打得很糟糕，不值得为他开脱。他的确撤出了自己的基本部队，但重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其战斗力和战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日军回忆，汤部在河南的工事相当不错，曾经有日军登山望汤军工事“血液凝固”的感觉。遗憾的是，工事里面却没有人防守。所谓兵败如山倒，大体如此，大约也不是汤不想顶住，而是无法控制局面了吧。
在缺乏重武器的中国军队中（反坦克部队只舍得打一发实弹做训练），如果看看下面汤军被日军缴获的装备，大约也难以原谅汤的溃败吧。
日军回忆，中原会战，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战役，汤司令难辞其咎。
不过，汤恩伯这次战败，对他自己未必是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此战失利，汤失去了地盘和扩军的成果，从中原王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将领，指挥第三方面军，又多少恢复了一些军事将领的感觉。不过，在检讨中原会战的会议结束之后，汤下来的第一句话却是——“浙江人还整浙江人啊！”他说的是陈诚在会议上对他的指责过于严厉。
看到这句话，不由令人感叹，汤恩伯作为封疆大吏、国之重臣，惨败之后，不对丧失国土感到惭愧，也不对战败溃军感到耻辱，却把事情归结到陈诚整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掌兵，国民党后面不败给毛泽东，那真是老天不开眼了。
一二八空战轶事兼谈鲁迅先生的一点偏颇之处
2002年2月27日，一个开办幼儿园的97岁日本老人在船桥市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每年2月22日，他都要在佛前烧香，为一个人祈福，一直进行了70年。
这个老人，就是日本第一个空战中击落对手飞机的飞行员——生田乃木次。他为之祈福的，就是在1932年2月22日，被他击落的一名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飞行员。负罪感伴随了他的一生。这位飞行员的事迹，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也曾提到。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优秀旗手，他的文笔感动了无数热血青年，萨也曾认真拜读先生的各篇著作，颇为钦仰。然而在看待中国空军这个纯军事问题上，感觉鲁迅先生有比较大的偏颇看法，因此写一点在这里，和大家探讨。
鲁迅先生因为1936年病逝，还来不及表达对抗战开始后中国空军的看法，其主要看法只能针对一二八抗战中的中国空军。先生的《伪自由书》，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
一，路要认清；
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三，莫杀人民！
先生的文笔辛辣，对中国空军参与内战的反感也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抗战的史实却有误导的嫌疑。这里面提到的苏州空战是一二八抗战中的一个插曲——“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鲁迅先生所说“洋烈士”即生田乃木次祭奠的美国志愿飞行官罗伯特·肖特。他驾驶波音战斗机，于2月22日和日军13式轰炸机小谷机队在苏州上空发生激战，壮烈牺牲。实际这是一场遭遇战。
十九路军开始淞沪抗战后，因日军占据空中优势损失惨重，暗藏在火车站内的两列装甲列车均因汉奸指示目标而被敌机炸毁。为了争夺制空权，南京军政部航空署即抽调第2、第4、第6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赴上海参战。中国空军进驻上海真如机场与日军对峙，战况十分激烈，并多次击落击伤敌机，并非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消极（上海日机超过三百架，占绝对优势）。进驻真如第一天，广东航校出身的飞行员朱达先即在作战中重伤，在一条腿被打断的情况下将自己驾驶的林柯克战斗机强行降落。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求战心切，抢上朱达先返场的飞机，起飞升空追击日机。由于这架飞机操纵钢丝被敌弹擦伤，未及检修，飞机起飞后即坠毁在机场上，黄毓铨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
黑白汤恩伯（8）
激战中我国空军击落敌水上侦察机一架，并缴获飞行员携带的护身佛等物，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转场南京，而后去杭州。这就是苏州空战的背景。
当时空军转场途中并无在苏州空战的计划，罗伯特·肖特当时和中国空军主力部队不在一起编队。原因是他的座机比较奇特，是当时先进的波音218战斗机，速度快马力大（超过中国战斗机大约一倍的马力），和中国空军其它飞机无法编队，因此他单机行动，没有和其它飞机“迷失”的问题。这也是肖特的习惯，此前他也曾这样在空中“游击”，击伤日军所茂八郎大尉的座机。
当肖特飞到苏州上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