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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将其广泛用于大陆和东南亚战场。
萨所见日方史料中在中国阵亡人数（1）
七十万魂不还乡——萨所见日方史料中在中国阵亡人数
在各种资料中，中国抗日战争，到底消灭了多少侵华日军，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一位研究抗战历史的专家张忠义先生，旁征博引日军史料，也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当然，也有对此持有异议的专家学者，比如社科院的刘大年教授，就根据国民党军战地统计数字计算，日军在中国阵亡人数超过100万人。
到底哪个数字是正确的呢？
美国方面使用的是日军提供的公布材料，按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然而，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一直就有异议。
第一方面的异议是日军的阵亡人数和对手公布的往往差距很大，比如国民党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认为至少击毙日军一万二千余人，而日军公布的阵亡人员只有两千余，相差六倍之多。一些学者如张忠义先生将其归结为中国军队对战果的夸大。
国军对战果夸大可能有之，但日军的作战记录中，却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
例如日军在作战记录中，经常可见“苦战”字样，而公布的伤亡却极小。以攻占洛阳为例，整个战役，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区区55人。但其中又分明记载了多次激战，如停车场肉搏战、禹王庙对攻等等，伤亡人数颇有些对不上号。又如抗战初期的山西万全之战，日军有记录称此战中步兵第三联队几乎全军覆没，原因是第三联队本身属于二二六兵变的主力，这些官兵都属于当时的叛军，但惩罚迟迟未作，送他们到中国战场，其意义就是让他们能够“光荣地死”。第三联队的官兵为了洗刷耻辱，在万全城下发动了自杀性的冲锋（不炮击摧毁城墙，直接进行云梯登城），大部战死沙场。然而，与此矛盾的是，同时公布的战报中，第三联队的伤亡合计不超过一百人。
另一方面就是日本靖国神社中供奉的灵位，与日军公布的阵亡人数不符，并且逐年增加，仿佛越来越多的阵亡人员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
看来，日本的战报，还真让人有些不敢相信。这种战报的权威性早就受到质疑，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就多次发现日军力图以掩饰自己伤亡的做法造成美军的错觉，并鼓舞自己的斗志。
虽然日方战报的数据说不通，但作为外国人，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怀疑。然而，近年来日本国内的资料统计，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虽然还无法断定到底有多少日军阵亡中国，但其统计的数字，至少证明无论军事博物馆还是何应钦将军，提供的数字都过于保守了。而日军的战报，则在这些翔实的统计数字面前，彻底失去了可靠性。
比如，日本权威历史学家伊藤正德（《帝国陆军史》的作者）在他的书中，记录战死在中国的日军，共计78万9370人。
而我最近买到的一册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辑的《中国慰灵》，则提供了更为详实的数字。这本书，是一套记录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太平洋战争中伤亡情况，追悼亡灵的系列图书，包括《缅甸慰灵》、《满州慰灵》、《瓜岛慰灵》等，《中国慰灵》是其中的第五部。
在这一册图书中，读卖新闻社记者统计的日军在中国阵亡总数，超过七十万人，其中不包括苏联红军、抗日联军在东北和中国远征军在印缅的战果。这是战死和战病死的合计人员数字，这符合阵亡人员统计的原则，美日统计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在南洋的伤亡人数，也是这两个数字的总和。
这部书中提供的资料，推翻了日本军部所公布数字的权威性。比如，豫湘桂战役中的长衡会战（日军称为湘桂作战），日本军部提供的数据是日军共计阵亡12209人，而读卖新闻的纪录，则日军此战的总阵亡人数，超过十万。
萨所见日方史料中在中国阵亡人数（2）
虽然，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但已经比早期美国学者所提供的多了一半……而一半，就是二十多万日本兵埋骨在了中国的土地。至少，这是日本方面的数字，而且，看目前的趋势，随着日方史料的渐渐披露，这个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这让我觉得可以松口气，因为刚看了张忠义先生的《抗战八年中国并未取胜》，结尾处张先生以“良药苦口”为重点，点醒世人道：“当年4亿民众难奈60万侵华日军何，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悲剧，但愿不要重演！“
我这个普通工程师发现的这一点点日本史料，也许能让张先生安心些，如果侵华的日军只有60万，看来还真不至于让我们的4亿民众无力回天，只怕还要再发照会让日本派10万人来才够埋（还没算打残废的）。
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1）
白刃疑踪——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
二战里面，日军在白刃战前先把子弹退掉然后拼刺刀，是一个怪异而引人注目的战术。说起来这是其步兵条令的规定，在热兵器时代，这一规定因为看起来迂腐而令人困惑。然而，它决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全是捍卫“武士道的尊严”，而是日本军队根据实战检验做出的结论，这和日军的兵器，作战特点是相吻合的。
日军在白刃战前退出子弹，是指双方开始班以上规模近距离格斗的时候，而不是只要一准备肉搏，冲锋的时候就退掉子弹，那纯粹是自杀行为。
当时各国军队在冲锋的时候不但不能退出子弹，而且整个过程中要全力射击，尽量压制对方火力。比如军事作品《亮剑》中，就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描写：
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20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工事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倒下，后面的候补射手又迅速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性起，竟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工事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短短30米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全部阵亡，无一生还……
战争是残酷的，日军对这一点的认识和其他国家军队并无区别。事实上太平洋战争中，无论塞班还是冲绳，日军发动步兵冲击的时候，都是一边射击一边前进，并且把轻机枪手放在一线，以增强压制火力（因为一线日军一直没有装备冲锋枪）。
这倒不太用担心误伤自己人。二战中，步兵冲击的散兵线即便以所谓“密集队形”发动攻击，其队形也远比冷兵器时代松散，士兵前后重叠的概率不高。真正采用那种传统意义的密集队形，冲击的效果往往很糟。比如瓜达尔卡纳尔日军对“血岭”的密集队形冲击，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对1002高地的强袭，过于密集的队形，造成己方后方人员的武器无法使用，而对方的武器命中率则大大提高，徒然增加自己的伤亡。
根据日军自己的统计，在白刃战开始以后，保留步枪子弹造成的损失比收获更大。明令白刃战开始后子弹退膛，正是依据这个判断。究其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两个：
第一，日军使用的步兵轻武器性能限制。
日军的制式轻武器，最典型的就是三八式步枪。它继承了其前辈村田式步枪的特点，那就是弹丸初速高、瞄准基线长、枪身长。这样的特点使三八式步枪射程远，打得准，也适合白刃战，不但日军喜欢用，中国军队缴获后也喜欢用，战前还从日本进口过一批。但是它也有缺点，因为弹丸初速高、质量好，因此命中之后往往易于贯通，创口光滑，一打两个眼，对周边组织破坏不大，在杀伤力上不如中国的中正式步枪。白刃战中，这个缺点更为突出，因为白刃战中双方人员往往互相重叠，使用三八式步枪，贯通后经常杀伤自己人。而且，由于贯通后弹丸速度降低，二次击中后弹丸会形成翻滚、变形，造成的创伤更为严重，而仅受贯通伤的对手未必当场失去战斗力，仍然能够反击！在二战中国战场，因为装备和训练的优势，日军人员损失与中国军队相比，达到1：4甚至1：6的水平，而且日军处于人员劣势。因此，使用三八式步枪在肉搏战中开枪射击，因为误伤造成己方大量减员，显然是赔本的事情。
第二，日军对白刃战的战术认识。
白刃战中，日军标准的刺杀准备姿势为一手握前护木，一手握枪托前段弯曲部，枪托稍下垂在支撑腿侧面，半斜向面对对手，刺刀尖略与眉平。这样，枪从斜上方到斜下方，正好护住颈、胸、腹要害，而刺刀一甩就可以突刺。问题是如果摆一下这个姿势，就会发现原来这样一比划，枪口根本就不是朝向对方，而是朝向斜上方的天空。因此，格斗起来，射击的机会很难比突刺的机会更多。而如果作射击准备，手指必须放在扳机上，这就造成了两个严重问题，一，只要双方武器一相交磕碰，就会走火；二，手指不能全力握枪，影响了持枪姿态，拼杀中使不上全力。另外，三八式步枪太长，转动枪口瞄准对方的力距也长，如果对方不是出现在正前方，转动枪口的时间太长，可能枪口还未到位，自己已经被刺倒，这时候使用枪托进行打击无疑是更为方便的作战方法。可见，日军白刃战中能够有效射击的机会很少，保留枪膛中的子弹，取得战果的机会微乎其微，反而影响了肉搏动作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