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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抗战中国的力量，不在枪炮，而在精神，而这种精神，来自于中国的山河，一如为了这种精神死难的普通的中国人，最终又长眠于山河之间。起于尘土，归于尘土。
再引申一点，抗战中的中国之所以不可征服，或许正是因为当时这片土地的主人之为中国人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格善于忍耐，后发制人，但骨子里的高傲和坚韧，又使他们能够在别人早已会屈服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下来。
大刃无锋，我以为是中国人的国魂。
在曾经的文章中，我将海外的中国人比作野草，曾有朋友感到愤怒，责问我中国人为什么是野草，你是不是要侮辱中国人？中国人应该是乔木，是青松！
其实，我们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是一种貌似低微，但生命力极强的植物，你可以轻易地拔起一棵野草，斩断它，蹂躏它，但是，一旦放手，它又会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哪怕是烈火，也无法征服这种看似柔弱的植物。一棵野草毫不起眼，但当你站在呼伦贝尔的高原上放眼望去，那一棵棵野草联成的覆盖天地之间草原，其雄伟和壮观，只有让你感到自己的渺小。
高粱红了——关于书名的一些话（2）
一如南苑之战中那些没有留下姓名，却在十个换一个的白刃战中猛扑上去的学生兵。
一如扛着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就背井离乡走向天涯，最终却形成了世界各大公司技术部门中不可或缺的“中国军团”的中国工程师们。
一如今天吃着最便宜的盒饭，干着最艰苦的劳作，还要寄钱回家的民工们。
你说民工和工程师们是为了自己的家，可不是为了这个国。国家国家，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和家的关系是紧紧相连的，都蕴含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期待，一个个中国人的家，就构成了这个被叫做“中国”的国。
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1937年，一个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放下手中的锄头，铅笔，用最简陋的武器，迎着意图灭亡自己家国的侵略军，沉默，但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自己家园的前面。
中国人在抵抗，在黄河两岸，在大江南北，在大山之巅，在大河之间，中国的山河，就是这样不可征服，一直坚持到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天。他们就像野草，即便凶残的敌人是烈火。
国破，山河在。
写完看看，有点儿悲了，其实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是这样灰色，也许是对于先人的感怀，使这篇文字带了太多的悲情，那么，我就在文章的最后，放一段中国远征军血战异域时高唱的战歌吧，虽在艰难时刻，犹显大国气概。
君不见 汉终军 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 班定远 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 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 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 着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 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 净胡尘 誓扫倭奴不顾身
忍情轻断思家念 慷慨捧出报国心
昂然含笑赴沙场 大旗招展日无光
气吹太白入昂月 力挽长矢射天狼
采石一载复金陵 冀鲁吉黑次第平
破波楼船出辽海 蔽天铁鸟扑东京
一夜捣碎倭奴穴 太平洋水尽赤色
富士山头扬汉旗 樱花树下醉胡妾
归来夹道万人看 朵朵鲜花掷马前
门楣生辉笑白发 闾里欢腾骄红颜
国史明标第一功 中华从此号长雄
尚留余威惩不义 要使环球人类同沐大汉风
战役揭秘篇
上海市政府被攻占照片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1）
血斗南苑——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
一
1937年7月28日，从长辛店通往卢沟桥方向的路上，29军219团在行军，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反攻卢沟桥，夺回前一天失去的阵地。
219团，团长吉星文，正是这支部队在卢沟桥的一声怒吼，打响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谈到抗日战争，219团和卢沟桥的名字，都不应该被忘记。
29军的老兵马步先回忆，当时“到了晚上，大概走到桥西边二三里地时，旅长何基沣坐着吉普车来了，说：‘219团向后转。’他接到了上边来的命令，不上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南苑已经丢了，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都牺牲了，大势已去，所以就撤了” 。
大势已去。
7月28日南苑之战，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这一战，中国军队不但折了两员大将佟麟阁和赵登禹，而且南苑的失守，迫使29军当晚开始撤离北平。从此，北平和天津开始了八年的沦陷生涯。
而按照日军参战官兵的回忆，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也正是南苑之战。连日军中著名的“勇将”，当时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一木清直（后曾担任日军登陆中途岛部队大佐指挥官，因为日军未能登上中途岛就遭到惨败，转而率一木支队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因为轻敌被美军歼灭，是死在美军手中的日军第一个旅团级高级军官）在第二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都不得不对29军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 “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朝日新闻《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座谈会》）。
当年读抗战史，曾经对七七事变前后29军的抗战有两个误解。第一，对7月29日29军忽然全部撤离北平，放弃大好古都感到不解。不明白为何打着打着忽然中国军队就撤了，当时日军不是还没有攻城吗？不免怀疑29军军长宋哲元是汉奸；第二，我曾一直以为卢沟桥在北京的北面——日军从北方来，自然战斗应该首先在北边展开喽。
直到后来有机会去卢沟桥旅游，才发现这个著名的地方其实是在北京的西南面。而看当时平津之战的作战图，更有一个发现——此战中日两军争夺最激烈的南苑，宛平，丰台等地，都是在北京的南面！
这个现象曾经让我感到奇怪。于是，询问一位在军校任教的朋友，他回答我说这一点也不错，当时双方的战斗，主要在北平的南方进行。这是因为，在长城抗战之后，日军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进入冀北平西各地，并在冀东扶植了殷汝耕伪政权，北平东西北三方的交通都被日军控制。所以，当时驻扎在平津地区的29军部队，其实已经处于三面受敌，能够和后方联系的通道，只有南方一途。战斗集中于北平以南，正说明日军在发动攻势，试图全力切断第29军的退路，而其可以随意深入中国军队后方，又反证了两军战斗力的差别。
从战后的情况来看，七七事变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日军并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军直到20日才做好全面占领平津的军事部署。但是，此事又有必然性，因为地处北平南方咽喉的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一直是日军窥伺的重点。日军多次挑衅，以图控制这个要点。
日军控制宛平，意味着切断北平守军最后一条自己控制的对外交通，此后，北平的中国军队无论补给还是调动，都必须在日军的刺刀下仰人鼻息。那样，宋哲元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只在北平部署象征性部队，主力南撤，其实是将北平天津拱手让出。那他这个失去地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也就当到头了。要么，依然在北平作“土皇帝” ，条件自然是做日本人的傀儡了。四面无路的29军那时即便想反抗也不会有机会。
当然，以日军的想法，能够制造摩擦，发个声明吓退中国守军是最佳结果，九一八的成功使日军对此很有信心。这也是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二等兵志村菊次郎，10点30分被认为失踪，12点15分归队，此人1944年在缅甸被新一军孙立人部击毙）为由挑起冲突，而丝毫没有收敛意识的原因。日军未作全面战争的准备，不是它不想获得北平天津，而是它认为根本无须兴师动众。
北平陷落前二十九军的最后一拼（2）
但是，日方后来承认，对29军敢于反抗的思想准备不足。
日本方面的资料是这样评价的。根据田中新一《支那事变记录》，7月8日早晨5点54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10点20分得到详细报告。下午，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决定派遣三个师团前往增援。次日，陆相杉山元即批准了这个计划。河边虎四郎的《北支事件回忆》同样记录了类似的情况，可见日军对扩大对华战争的积极态度。日军认为，第29军抗战热情的高涨，无疑是受到了早些时候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方面的胜利影响，认为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如果这种概念被中国军队树立起来，日军将没有征服中国的可能。
所以，日军无论如何也要“教训宋哲元”，同时实现占领平津的目的。而这时中国方面也不再肯作退让。于是，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意识到和中国军队的战斗不可避免，日军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到了北京的南方。
实际上，当时29军主力四个师的部署宛若一只巨大的三叉戟，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143师，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38师，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37师，这是三叉戟的三个刃，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39旅作为屏障。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名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第132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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