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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本人的真实写照。徘徊于专制和个人自由之间，却很少想到现实中的人民，这是普希金的悲哀，也是早期知识分子的某种缺陷。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之交的文化精英注重对法国启蒙哲学的吸收借鉴，并常以此为茶余饭后之谈资，缺乏深入研究。而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知识分子在对国外哲学的吸收与借鉴上则有所突破。首先他们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黑格尔哲学在俄国大行其道之时，文人如别林斯基者皆沉湎于此，别林斯基甚至为此还陷入了“与现实妥协”的精神危机时期。其次，他们对外来思想不再单纯地接受，而是加以批判地认识，并试图将之改造成改变俄国现实的思想武器。譬如，俄国知识界对于黑格尔的接受大致有两种倾向。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步”〔7〕，人类将在不断进步之中达到终极目的。对此，激进派认为需要经过革命来达到，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而保守者则认为在现有的体制下无为而治或稍加改良也能实现这种“世界精神”。另外还有极少数人如晚年的赫尔岑、屠格涅夫等则对这种终极目标表示怀疑。正是在这种对西方思想的不断认识和挑战之中，出现了别林斯基等一些具有独立批判精神的人物，从而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俄国知识阶层。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独立性还不止于此。与前人相比，别林斯基们在经济上也是独立的，虽不无窘迫之时，但大多能以著文或家庭遗产为生，而不必依赖国家俸禄和权贵赏赐。别林斯基等人出身大多为平民，家庭的苦难和自食其力的艰辛，使其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下层劳动人民，思想探索上也更为激进大胆。相对于那些出身底层的年轻人来说，别林斯基较之普希金等人显然更容易接近。平民知识分子作家费·米·列谢特尼科夫曾很生动对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的差别做了比较：“莱蒙托夫和普希金是山珍海味，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却是精神上的成长所必不可少的食粮……”〔8〕莫斯科大学在十九世纪初的繁荣也为思想自由大开方便之门，培育出大批思想独立、个性迥异的新青年。出身贵胄之家者如赫尔岑、奥加廖夫等人亦因身处此种相对宽松之环境而深受西方自由主义之影响，最终在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枪声之后确立推翻专制、救民于水火的终身使命。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渗透下，俄国知识分子以批判的姿态看待现行沙皇体制，而不必一味地歌功颂德，从而逐渐形成一种独立的声音。别林斯基、赫尔岑由于各自经历不同，见解迥异，虽为终身挚友，但彼此对于推翻专制的态度却无疑暗示着以后知识分子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分野。可以大致地说，别林斯基之前（甚至之后）的一些文人还是停留在贵族沙龙里，侧重于文化启蒙，自由平等对其中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种美好的理想。尽管他们激烈地抨击农奴制，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9〕。而像别林斯基这些四十年代人则已经把眼光投到下层人民的痛苦境遇上，并着手以西欧的各种理论来解决俄国的实际问题。虽然有的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奋斗的途径，无所成就，但他们不断反思、不断探索的精神仍然可歌可泣，充分体现了知识阶层的对真理、对民众的无限热爱之心。文学作品中罗亭与奥涅金、毕巧林之根本分别就在于这里。这是知识阶层自身的成熟，也是文学塑造人物的发展。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可以被视为知识阶层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1855年俄国与英、法、土三国之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在历经多时的坚持后终以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失陷而告失败。举国震惊，尼古拉一世为此焦虑不堪，于三月份去世（民间有传言说是服毒自杀）。尼古拉一世是一位以精神压迫而著称的专制君主，被别尔嘉耶夫称之为“普鲁士警察的典型”。他的死对于俄国各阶层而言显然是一次精神上的解放。克鲁泡特金回忆说：“在圣彼得堡知识阶级的人居然在街中拥抱，互相传达这个消息。每个人都觉得战争快要终止了，在‘暴君’治下盛行的可怕的情形也快要消灭了。”〔10〕远在伦敦的赫尔岑在《关于北极星的发行声明》中说道：“《北极星》被尼古拉统治的乌云所遮蔽，现尼古拉命归西天，而北极星又重现光明……”〔11〕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后，大赦政治犯，放松书刊检查，令整个俄国社会对其充满改革的希望。从流放地归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亲切地称之为自己的“解放者”。这种对前景的盼望在1861年达到高潮。然而农奴制改革之后，政府以改革之名行掠夺之实，农民的赤贫依然如故，甚至反有恶化之势。如此种种令这种改革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在发现各种改革之梦彻底破灭后，俄国知识阶层在斗争方向及思想认识等方面发生重大转变，革命的呼声大大超过改良要求。这一转折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便是1855年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发表。作者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美是生活”；“科学与艺术（诗）是开始研究生活的人的Handbuch（德文：手册，教科书——引者注）”；艺术的使命就是：“当现实不在眼前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代替现实，并且给人作为生活的教科书。”〔12〕车氏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在社会上反响极大，年轻一代对此十分热衷。屠格涅夫对此深为忧虑，他从艺术的角度出发，认为艺术除了为生活服务外，还应该考虑到美的问题。在作家眼里，类似于车氏这种粗俗的、功利性极强的唯物主义只能毁灭美。尽管有屠格涅夫等人对其驳斥，但虚幻的、艺术的美还是难敌现实的、政治的残酷，车氏论文以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在六十年代大学生中影响日益增长。别林斯基之后，俄国知识阶层对暴力革命的狂热日益强烈，鼓吹“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的巴枯宁主义一时间大行其道，甚至出现了如涅恰耶夫之类为目的不择手段之辈。所谓“六十年代人”与“四十年代人”的冲突，便反映出两代知识分子之间根本的分歧。这场冲突是俄国知识阶层诞生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它对于知识阶层在心理、精神面貌等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可以说，自此之后，知识阶层由大学讲台上的启蒙教师变成了现实斗争中的斗士。革命颠覆取代了文化创造，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代替了温情脉脉的改良主义，巴枯宁取代赫尔岑成为俄国青年的精神导师。知识阶层走向民间，到农民中去宣传西方的先进思想，此后甚至出现鼓动农民起来抗租抗税等激烈举动，从柴可夫斯基团到“土地与自由社”，再到民意党，虽屡遭挫折也不改其初衷。
到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尤其是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俄国知识阶层再次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一转折在传统的马列主义思想家看来，是对原有革命精神的偏离，是“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叛变和变节”〔13〕的表现，但同时这也是知识阶层主体意识成熟的时刻。1905年之前，随着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俄国知识分子队伍进一步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流行、地方自治局等机构的设置，大大加强了其参政议政意识。知识阶层作为革命斗争的带头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俄国历史的走向。这种历史的重要性使其主体意识逐渐高涨，在1905年革命中他们利用革命形势，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向政府提出修改宪法、限制沙皇权力等主张。政府在其压力之下被迫颁布《十月宣言》（即《完善国家制度宣言》）答应给予公民自由，成立国家杜马。这是十九世纪以来知识阶层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们在俄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最为夺目的角色。但是知识阶层毕竟还是太年轻了，他们充满热情却无法适应多变的时局，只知一味前进而不知稍作退让以求更大进步。大臣会议主席维特事后不无遗憾地说：“应当说，不论皇帝，特别是整个宫廷集团和贵族对这条出路（指改良立宪之路——引者注）多么不感兴趣，但如果文化阶级表现出明智的态度，当即割掉自己身上的革命尾巴的话，那么尼古拉二世是会实现十月十七日许下的诺言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化阶级未能顺应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国务经验造成的形势。”〔14〕两方实力僵持不下，稍后政府动用军队采取强硬措施解散杜马，此举无疑对知识阶层的参政热情泼了一盘大大的冷水，使其在颓唐之余能坐下来批判地看待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思潮，并立足本民族的传统，对以往知识阶层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知识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什么？它的真正历史使命是什么？1909年出版的《路标》就是这一思考的成果，尽管其中不乏矫枉过正之词，但却深深折射出俄国知识分子力图成为一个独立阶级的渴望。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开篇便提出：“何为俄国知识阶层？”随即提出：“知识阶层首先是固定的社会集团。”“其特征是创造新形式和新思想并积极把它们贯穿到生活中去，从而达到每一个性在物质和精神上、社会和个人上的解放。”〔15〕革命不再是知识阶层惟一的使命，唯物主义、庸俗实证主义也不再是世纪之初的主要思想潮流。文化的创造和思想的探索逐渐成为世纪之交时知识阶层活动的重要内容。虽然知识分子各个派别从列宁的革命派到自由派的某些人都对《路标》持批判态度，但无疑在此之后，知识分子的关注重点发生了变化。兴起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现代主义文学以及宗教哲学等逐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此，大作寻章摘句之事，形成后世瞩目的“白银时代”。
假如把十月革命之前的知识阶层发展史看做是一部反对沙皇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