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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些仁政使清朝有别于欧洲国家，也有别于包括汉唐在内的以前的中国
王朝，所以它完全有理由要求人民效忠。张之洞的思想中有一种寓意，即象
康梁那样只泛讲忠于中国而不具体地讲应忠于清朝，这是本末倒置，是很危
险的。
张之洞所谓的忠，归根到底，仍然取决于他对儒家三纲学说的信仰。这
种学说长期以来一直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儒学的核心，它与君主及家庭的制度
紧密连结在一起。从这里便可看出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显著的特征，即政
教融为一体；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以君兼师”，或“政教相维”。从
这一观点出发，张之洞自然拒不承认保教可以脱离保国。康有为试图在既定
的政治体制之外提倡儒学，当然就会被他认为是异端行为。因为张之洞认
为，且不谈康有为解释的儒教的主旨，他的那种保教的努力就有使宗教和国
家相脱离从而破坏神圣的三纲学说的危险。
还因为张之洞批驳康有为关于保国的根本之途是变法的思想，这使得两
人的分歧更加深刻化了。表面上张之洞是变法的热烈鼓吹者，并自认为是西
政的崇拜者。在外表上他同意康梁关于学习西政应先于西艺的主张。但在事
实上，张之洞理解的政与法有很不相同的涵义。他认为政在本质上意味着官
僚的管理，而法是指政府的政策和管理章程。张氏的变法思想可以归结为不
过是进一步发展了自强运动和经世致用传统的行政改革的主张而已。张之洞
论点的前提是：从基本政治价值或制度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政”也是在神圣
不可侵犯的三纲学说的范围之内，所以它也是圣道的一部分。至于道，用著
名的儒家格言来说，是“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张之洞的这种信奉儒家的基本社会政治价值的思想，不但形成了他在政
治变革中的态度，也决定了他对西方思想的总的态度。他曾经是西学的热诚
拥护者，他的《劝学篇》用大量篇幅论证西方知识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全部
论证都是建立在“循序”的基础上的，按照“循序”之说，研究西方知识不
论多么重要，都必须放在研习中学及其核心——经书——之下。因为中学之
中含有传统的道德和制度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使人能认识到中国作为
国家与民族的特性和方向，而且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所必须据以生活的真理。
因此，张之洞一方面鼓励中国人对西学要“知通”，另一方面又力主他
们把“知通”和对儒家学说的“知本”结合起来。这样二者就能够互相补充。
①
这一认识便是张之洞的著名格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础。
在本质上，张之洞无非是重新肯定自强运动的思想地位，外表上则在激
进派和保守派之间采取中间立场，因为他感到这两者你死我活的斗争正在使
国家分裂。但是他的中间立场事实上是反对激进派要更甚于反对保守派。因
① 张之洞：《劝学篇》，卷3 第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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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所持立场的目标，是不但在湖南，而且在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捍卫中国
传统的价值和制度，以反对勃兴的激进派的猛烈攻击。
因此，张之洞的《劝学篇》在湖南的思想辩论的气氛中出版，这标志着
中国思想斗争新阶段的开始。首先，斗争的中心原在自强运动的提倡者和保
守派之间进行，现在转到了前者和激进的维新派之间。其次，思想斗争过去
往往采取在政府内部展开政策辩论的形式。但是现在新的辩论扩展到政府之
外，普遍在士大夫中间如火如荼地进行。最后，在1890年以前的政策辩论，
无论是在六十年代的恭亲王与倭仁之间，还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的自强运动
提倡者和清流党之间，一般地是在所有参与者的基本价值观一致的基础上进
行的。然而，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论战，就不再有这样的一致性了。事
实上，恰恰是对某些基本的价值观产生了分歧。因此，维新时代的思想辩论
在深度和广度上标志着与过去断绝关系，并预示了1900年以后席卷中国的
思想冲突。
在1898年春，湖南是政治风暴的中心。快到春末时，方兴未艾的思想
冲突最后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和社会冲突。许多湖南省绅士这时响应王先谦和
叶德辉等领袖的号召，麇集其后，在地方上煽起反对激进派的情绪。为了对
省署施加社会压力，他们有些人个人写信给巡抚和学政表示抗议；还有些人
则集体进行活动。1898年夏季，有人以全体湖南绅士名义向巡抚送上一份公
呈。它把激进的维新派斥为危险的异端，要求把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革出时
务学堂。同情年青维新派的绅士学者进行反击，禀请省署改组保守派控制的
地方书院，而王先谦和他的伙伴也在一些书院中动员学生加强他们的攻击。
①
湖南绅士除了组织抗议之外，还向民众宣传，并公开在社会上排斥激进
派。例如，一所地方书院的学生印刷和散发揭帖，对时务学堂痛加丑诋。湖
南的一名激进维新派，即南学会会员中的活跃分子、《湘报》撰稿人樊锥，
②
被地方人士赶出家乡。 在攻击风暴的高潮时，据报道有反对激进维新派的
骚乱发生。反对新思想的运动现在所表现的性质，不禁使人想起十九世纪后
期一些教案的情景。
在此期间，支持湖南反激进运动的政治压力还来自武昌的总督衙门。在
1898年春季以前，张之洞曾命令全湖北的官署和书院订阅湖南的维新报纸。
但此时由于对遍及湖南的激进思想和行动感到恐惧，他下令停止订阅，他还
和他的亲密顾问梁鼎棻驰书警告湖南官员，要他们注意这些激进的倾向。与
此同时，有些湖南绅士也试图使北京出面来制服激进派。御史们根据来自湖
南的报告，向朝廷陈奏，要求对康梁一党采取强硬的手段。保守的绅士…学
者曾廉引用梁启超在湖南的激进言论和行动作为悖逆的证据，甚至要求朝廷
① 苏舆：《翼教丛编》，卷5 第12—13 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1—152 页。
② 苏舆：《翼教丛编》，卷5 第1 页。《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151—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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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康梁处以死刑。 ③
这样，从1898年春季到夏季，由于反对维新运动激进化的压力的加强，
大多数维新派被迫离开了该省。8月初，巡抚陈宝箴在压力下奏请朝廷烧毁
康有为的有煽动性的《孔子改制考》一书的木板，并禁止再版。激进的维新
派学者的有些活动虽则在夏季仍旧继续进行，但他们在湖南实现文化革新的
尝试结果以完全的失败告终。
湖南维新的失败当归因于运动后期的激进化表现。运动自始至终得到省
署当局的充分支持。这种特殊顺利的环境鼓舞了年青的激进分子，使他们产
生了强烈的希望，即首先在某地区、然后在全国实现剧烈的变法。激进化的
推动力是这种从省到中央的改革方式，它的榜样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
当时象长州和萨摩等封建领地在整个政治发展中起了带头作用，领导了日本
的民族复兴。然而，应用日本榜样的想法证明是考虑不周的。湖南省当局没
有象日本的长州和萨摩封建领主那样的独立力量。他们不能独立于中央政府
之外来实现广泛的地方改革。激进的维新派在没有自治的地区政权的支持
下，在地方上与强大的保守势力发生了冲突，结果使运动陷于停顿。
之所以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其源盖出于清代的中国和德川时期的日本
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上的不同。在德川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形态中，封建主义给
予日本的许多封建领地以很大的自治权，这就使它们有可能在远离中心的地
区成功地实行地区性的改革，作为以后全国规模政治改革的基础。然而，从
地区发展到中央的这种方式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清帝国，几乎是不可能
的。诚然，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政治结构通常被看作实行地方分权，这大部
分是因为在各省出现了所谓地方主义。然而，这种状况是被强调得过了头。
首先，新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在“地方主义”最盛的时候，清廷仍然保持了
许多体制方面的控制权，督抚与其说拥有地方自治的权力，不如说只有有限
的活动余地。①
其次，地方权力受到中央政府仍然原封不动的思想领域的权威地位的限
制，直到1895年中期，西方影响尚未能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进行任何重大
的渗透。儒家的价值观和信仰，至少以理学的正统形式，反复地向人们灌输
无限忠于皇帝和相信帝制神圣不可动摇性的思想，因此，中央政府在思想上
的权威地位对于地方权力和自行其是的革新仍是一个重要的障碍。
除了来自上面的这些制度和思想上的限制之外，来自下面的绅士这股强
大的社会力量也限制着地方革新。在清代，绅士是社会的精英人物，也是地
方上掌权的精英。在他们本县或本省，他们获得政府的许可，承担着重要的
公共事务。事实上，地方的行政管理如果没有他们参与就会瘫痪。
这些地方的掌权的精英人物构成强大的向心力，因为基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