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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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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的。关于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环志略》则是福建巡抚徐继畬所编, 
  于1848年出版。至于他们的写作动机,这些人表示了这样的意图:严肃地 
  追求知识,并指导自己的同胞进行这一类活动。魏源声称,他最重要的动机 
  是想彻底了解外国人的情形。不论是论述战争的发展或是论述和谈的进行, 
  他的中心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因此,《海国图志》不仅包括各国地理, 
  同时还包括关于外国造船技术和武器生产的尽可能完备的论述。魏源认为, 
  他的同胞都应该研究外国地理。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比较系统。因为徐继 
  畬主管福州商务,所以他能够把他的公务与写作结合起来。这样,他每天写 
  作,历时五年,根据外国资料编成了这部书。姚莹声称,他之所以写作是因 
  为他对中国受外国人宰割的状况感到愤慨。他的愿望是他能够使中国人无论 
  老幼都能获得关于其他国家的真正知识。最后,他希望使中国免受耻辱,并 
  且用加强海防和边防的方法,使中国避免被外国征服。① 
       这些学者,特别是魏源和徐继畬,在改变中国人关于外部世界的地理观 
  方面是有贡献的。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曾起过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不仅介 
  绍了关于西方的新知识,而且指出中国实际上不是“中心王国”,因而也就 
  开始消除了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 
       有些人对于英国的军事力量有深刻印象,因而对优越的西方武器感兴 
  趣,认为中国必须全力仿效西方。这种新的兴趣集中表现在“船坚炮利”这 
  一口头禅上。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赞成中国必须采办这种军舰和 
                                                               ② 
  枪炮,其中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级官员和著名学者。他们都提倡造船和研 
  制武器。林则徐也拥护这种计划。他采购了两百门外国大炮以加强广州防 
  务,并命令翻译西方制造枪炮的手册。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还没有公开 
  鼓吹仿造西方武器。 
       但比较起来,魏源的态度则更鲜明,1843年1月,他的《海国图志》第 
  一稿脱稿,他在书中主张应在广州设立造船厂和兵工厂,延聘法国和美国工 
  程师进行建设,并教授船只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他还建议在朝廷的武举中 

③ 关于林则徐,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 册第506 页。关于魏源,见伦纳德等在《现代亚洲研 

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卷6 第2 期 (1972 年)第151—204 页。 
① 姚莹: 《东溟文后集》,卷8 第10—11 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序》。魏源:《海国图志序》。也可参 

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 年的地理学》。 
② 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5 页列举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员为:道光帝,卢坤(两广总督), 

怡良(两江总督),吉尔杭阿(江苏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周天爵(漕运总督),桂良(大学士), 
花沙纳 (吏部尚书),沈兆霖(兵部尚书)、金应麟、薛书堂、刘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绅汤彝、方熊飞、 
萧令裕、夏燮、梁廷枬、吴敏树、徐鼐、冯桂芬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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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海军军官增设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够担任公职,也使 
  行伍中会驾驶船只和会操作武器的人能够得到提升。他建议,所有海军军官 
  的晋升都应循此途径。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① 
        除掉重印关于武器和弹药的传统著作以外,这时期还出版了二十二部关 
  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关于制造枪炮,六部是关于地雷和炸弹的 
  著作。两部著作论述炮兵阵地的位置,另外两部则论述黑色火药的生产。其 
  余五部论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战术。这二十二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至1850 
                                                          ② 
  年期间完成的,最迟的也在1860年以前问世。这些著作的价值相对地说是 
  参差不齐的,但是它们都表明中国知识界急起直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意 
  图。此外,这时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写出了关于西方军舰的著作。解释最 
                                              ① 
  详细的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 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因与西方接触而被 
  直接激发出来的。它们终于使中国人自己产生了真正的需要。总起来说,正 
  如魏源所指出,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同时,在中国能利用它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前,曾经提出过各种制服夷人 
  的暂时办法。一种政策是“用商制夷”。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作为东道国通 
  常把对外关系和通商当做一回事。事实上,中国甚至不承认存在与西方国家 
  的对外关系,而只存在“夷务”,所谓夷务本质上是贸易的别称。因此,这 
  个时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来应付对外关系的需要。中国人在对待远 
  方国家的商人时,很早就利用开放或关闭市场的办法来控制他们。中国的用 
  意并不是绝对拒绝通商,因此,并不经常采用这一极端的办法,虽然越来越 
  频繁地利用停止通商来对设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施加压力。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中国官员有着低估西方列强真正力量的倾向,因此过多地采用这种政 
  策。同时,他们由于对自己的力量和准备状况缺乏恰当的估计,因而招致了 
  战争的灾难。徐广缙和叶名琛这两个前后任驻广州的总督主要采用了这种停 

① 魏源: 《海国图志》,卷2 第2 页。 
② 丁拱辰、龚振麟 (两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钜(两部著作)和西拉本关于枪炮的著作;黄冕(两部著 

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和高邦哲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黄冕和叶世槐关于炮兵炮阵的著作;丁 
守存和陈阶平关于黑色火药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为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和祈元辅。关于这 
些著作的全面叙述。见王尔敏:《清李兵工业的兴起》,第206—208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87 第 
2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 
页。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84 第1 — 6页;卷85  (这一卷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谢清高和杨炳南: 

 《海录》,卷1 第75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48—249、860 页。《史料旬刊》, 
卷38 第398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9 第48 页;卷63 第38—39 页。汪文泰:《红毛蕃 
英吉利考略》,载王朝宗编:《海外番夷录》,第6 页。王大海:《海岛逸志》,载《海外番夷录》,第 
7 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卷17 第48—49 页。 

… Page 133…

  止通商的办法,他们两人都是这种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                   ② 
        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对中外贸易的基本估计是,外国人不能放弃通商, 
                                               ③ 
  因此可以利用通商来迫使他们屈服。这种政策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呢?现代 
  主权国家经常利用这种政策,它似乎是国家主权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朝 
  贡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传统中,拒绝通商仅仅是摆布夷人的一种手段。 
  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为诱饵去迎合外国人的要求,以为这样就能安抚 
  他们和避免军事冲突。在鸦片战争和开埠以后,中国官员仍然持这种想法。 
  耆英想让所有列强一体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为积极争取和平的手 
  段的最好证明。因此,对于利用通商来控制外国人的政策来说,扩大贸易便 
  具有某种实在的价值。① 
        因为这种由来已久的政策在十九世纪中叶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 
   “用民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来。这一观念回到了“无视自我民视”这一 
  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认就是对政府的赞许。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 
  可以被利用来反对侵略者。最明确地建议实行这种政策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 
                        ② 
  和钦差大臣胜保, 但是议论这种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响也相当广泛。其 
  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众的情绪反对外国人进入中国,首先是利用这种情 
  绪反对外国商人抵达通商口岸。后来,在内地也逐渐采用这一政策来反对传 
  教,结果经常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这种政策反映了知识界的两种基本信 
  念:第一种信念是每当唤起老百姓反对外国人时(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国官员 
  的挑唆),外国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绪来制服洋人。 
  ③第二种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爱国的,喜欢成群结队行动,鲁莽而又易于 
  受人挑唆,因此可以利用他们反对外国人。④ 
        而且,可以用计谋使外国人互相对立。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早在 
  公元前六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挥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这一概念很容 
                                 ① 
  易导致以夷制夷的思想。 自西汉开始,当中国最初卷入亚洲腹地时,学者 
  们理论上的议论和对外关系的实际行动都证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来。林则徐大力主张,除英国外,允许 
  所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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