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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孔宙（公元104—164年）的石碑是10个不同郡的43位门生——被保护人
立的；4位部属来自他以前任职的地区；4位部属来自他的泰山衙门；10位
门生来自八个郡，也许他们是真正的门生；一人是“以前的平民”。资深政
治家刘宽（公元120—185年）的石碑列举了遍布华北华中各地的300多位门
生——被保护人的名字，其中96位是当时在职官员，包括35位县令和 11
位太守。另一块单独的石碑列举了他“以前部属”的名单；这块石碑刻着从
高官以下的50余人的名字。①
我们可以从这些名单上看出关系网形成的途径。绅士们可以自行依附于
他们本地或邻近地区的任何地方官吏，而成为他们的门生——被保护人或成
为他们的下级官吏。这些地方官吏依次不仅同他们的上司具有公务的和私人
的关系，而且也同其他正式官员、特别同他们以前的上司或保护人保持私人
关系，而其中的某些上司或保护人依次又可能同朝廷里的重要人物有联系。
在为高级官员或著名宗师送葬时，可能有数千名被保护人聚集在一起，以增
强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在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狂热关系达到极点时，人们
甚至可能为只担任过他们几天太守的某人的母亲披麻戴孝。②
上层阶级增强的凝聚力和自觉性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的主要贡献之一是自认为绅士（士）的人群扩大了。
地方精英分子开始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士，即使学识平庸之辈也是如此。尽
管他们在地理上彼此分隔和他们的大部分活动集中于本地，他们仍然不仅从
共同集体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而且也认为自己是全国的文化、学术和政治事
①
务的参加者，即使是非常间接的参加者。在随后诸世纪中，“士”的上层阶
级的力量和凝聚力被证明比起作为中国文明一体化基础的政治或经济的中央
集权更为持久。
为了对地方精英分子表示尊敬而立的石刻碑文证明，绅士的理想扩大
了。这时碑文表明地方精英分子共同具有表现在“笃行传”中的价值观——
孝顺、敬服和淡于名利。当然，碑文并不表明人们实践了有教养绅士的所有
这些美德，但是碑文确实表明人们共同具有一个绅士应该如何立言行事的自
觉性。一个恰当的例子是182年的一块殡葬石刻，这件石刻看来是一个主要
部属亲自撰写的。②
〔孔君〕年轻时学习过《礼经》。他遭逢人相食的普遍苦难时期，他构筑一小茅屋，因采
集野菜赡养双亲而消瘦。他厚道、仁慈、直爽、朴素和忠诚，所有这些美德都是他的一种天性，
① 《隶释》卷七，第1 — 2、4 — 7 页；《隶释》卷十一，第1 — 6页；《隶续》卷十二，第5 — 8、18—21 页。
② 《风俗通义》卷三，第2 页。
① 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从思想史的观点讨论了这个问题，《新亚学报》，4 ∶1（1959），
第25—144 页。
② 《隶释》卷五，第5 —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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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件是他后天学到的。 〔后来〕他境况稍佳，他想起他的祖母……他为祖母重作棺材，建
一庙宇，在庙旁种植扁柏……他的幼弟品德善良，但不谙世务。 〔孔君〕把幼弟请来和他住在
一起四十余年。甚至自己借钱用时，他对弟弟却慷慨大方……他的美名四扬，县里请他当主簿，
后又到功曹任职……③
可见，历代祖先无人作官、自己只当过下级县吏的人有权要求获得荣誉，
因为他屡次尽孝道和为人慷慨大方。
地方精英往往以他们中间有一位具有这些特质的人物而公然自豪。南阳
有58人全都是以前的下级官吏或赋闲绅士，他们捐资为当地一位学者或教师
娄寿 （公元97—174年）立碑。娄寿的祖父是正式官吏，但他的父亲却过着
“安于贫困”的生活。娄寿本人被描述为好学，是一位善于与人相处而始终
受人尊敬的热心人。他欣赏隐士生活和山间的雾霭，不巴结权势人物。他拒
绝了郡县的所有邀请，不为高官厚禄的念头所动心。①
教育无疑是扩大有教养绅士理想的重要方法。一些正直的官员常常被描
写为鼓励地方人民养成高尚的行为和学识的人。例如，何敞在任太守时，试
图使该地的下级官员变成绅士。他不囿于严密的法律观点，而是按照《春秋》
的原则判决诉讼案件。在他的影响下，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们都回家去侍奉双
亲，或者了却丧葬事宜。两百余人散发部分家财。有趣的是，何敞不是把文
化送到国家的边远地区，而是带到中原的一个贫瘠之地，即汝南。
其他官员非常强调熟读经书。将近汉末之际，当令孤邵任弘农太守时，
该地没有一人熟悉经书 （尽管近来有人试图宣扬例如公元175年的熹平石
经）。因此，他征求一位下级官员到临近郡的一位老师那里去学习，当他获
得基本知识以后，便要他当老师。另一些太守把有出息的人送到京城求学。
例如，当杨终（死于公元100年）13岁是四川某郡一位低级职员时，太守赏
识他的才华，把他送到京城。②
尽管荣誉应归于热心的县令和太守，但是好学之风似乎在整个后汉时期
持久不衰。奖赏是丰厚的。在社会上，正式就学于某位宗师，此人便成为有
教养的绅士；在政治上，这开辟了为官的门道。全国各地有专职学者和官员
从事教学。《后汉书》几十处提到一些宗师拥有1000余名门生，还有更多的
地方提到一些宗师拥有数百名门生。正史数次出现有天分孤儿的故事，他们
虽然无力偿付学费，但却能遇到老师。这些故事被记载下来，以资鼓励人们，
但它们也说明学习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①
上层阶级的自觉性由于文学著作而进一步加强，文学著作对于绅士中的
个别人物或团体进行非难和评价。这些著作模仿在整个后汉时期流行的“笃
行传”的某些惯例，而且它们表示了比较自觉和比较成熟的阶段。一个早期
例子是孔融 （死于公元208年）的短论，他的短论把颍川和汝南绅士的优劣
作了比较，这两个地区在朋党运动中产生了许多领袖人物。孔融短论中保留
③ 引文系根据英文回译。——译者
① 《隶释》卷九，第9—12 页。
② 《后汉书》卷四三，第1487 页；《后汉书》卷四八，第1597 页；《三国志》卷十六（魏书十六），第
54 页 （见裴松之的注释）。
① 关于学习制度的确立，见以下第14 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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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记载有如下述： ②
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颍川士虽多聪明，未有能 〔古代〕离娄并照者也。
汝南袁公著为甲科郎中，上书欲治梁冀，颍川士虽慕忠谠，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人们不仅对当时或本地的绅士进行评论，而且还撰写他们的传记。最初
③
编辑这些传记的是赵岐，他在党锢期间被放逐。当由于叛乱而撤消他的放逐
时，他担任军事指挥官，公元201年逝世时90余岁。他的著作《三辅决录》
包括后汉期间他的家乡地区，即长安周围三个郡的人物传记。他对他家乡地
区的绅士用这样的言论作了总结：“其为士好高尚义，贵于名行。其俗失则
趣势进权，唯利是视。”④
当时一位年轻人王粲（公元177—217年）写了一本受欢迎的著作《汉末
英雄记》。在随后一个世纪中人们继续大量写作这样的传记集。①
上层阶级演变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公元2世纪50至70年代的朋党运
动。出身极为不同的人们响应朋党领袖的号召，因为他们已经自觉地成为绅
士，因而对于国家的道德引导负有责任。这种政治议论的结局，即166至184
年对于党人的迫害，又毫无疑问地增进了这些人的自觉性。尤其重要的是，
它造成了大批善于辞令、精力旺盛、对政治感兴趣而又不能担任官职的人们。
再也不能从人们的特性和相应的政治活动的标准来确定有教养绅士 （士）的
社会地位。许多社会地位很高的人物，包括反抗运动的领袖人物，没有担任
官职，不能把自己看成是政府机构的成员。作为他们社团的领袖和他们培育
的价值观的支持者，他们唯一残存的作用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
按理来说，一旦被免职，鼓动者便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中央政府的心目
中已经失宠，他们影响的范围将明显地收缩到他们家乡的城镇。但是，没有
发生这种情形。党人在没有职务关系作为中介的情况下，保持他们在全国的
联系。即使“有教养绅士”以前不完全了解他们自己对于政府的独立性，这
一点现在已经是人人都清楚了。
汉亡于公元220年，这个年代不标志社会和经济趋势方面的任何变化。
但是这个年代有助于观察过去两百年间发生的变化，因为北中国的两个新统
治者曹操 （公元155—220年）和曹丕 （公元186—226年）采取了正式承认
社会结构中的变化的政策。这一章指出两个主要变化：第一，地方社会的改
组和农业生产的调整；第二，上层阶级这一在政治上和社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