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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是军队中的最小的单位，由一名军官和大概四名（偶尔有10名）士兵组成。
曲和屯都有名称，而伍或有名称或以顺序数目相称。在战斗时屯指挥伍，但
在行政管理方面则由伍长直接向曲报告工作。③
伍或每个士兵被选派执行各种任务。作为防卫力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
在城墙上瞭望，在塔上站岗，观察敌人的活动，沿防线传送信号，用弓、箭、
矛、盾抵抗入侵者。另外他们还定期保持巡逻，进行侦察。官兵们受关口的
慰的节制，检查进、出的行人。成批的应征兵，比如应征的淮河士兵，有时
被派到政府开辟的农田劳动，以供当地士兵的需要。一队队的兵士没完没了
地给城墙和边防哨所砌砖抹泥；他们还要沿线往返传送官方的命令和上交的
报告。①
这些守军的效率保持着高度的专业化水平。军官负责调解士兵之间的纠
纷，士兵有权要求收回债务。曲长的整齐的本部保持了以下几方面的有条理
的记录：士兵们的日常工作；官方邮件的准备和收发；军官射箭技术的定期
考核；刺史关于营地及装备的战斗力状况的报告。士兵生活的特点是严格准
时办事，这从传递邮件的日程表的记录、观察例行信号的记录、控制地点关
于个人通行的记录等例子中可以看出。同样，关于官方的开支和军需品的分
配，军官的军饷或储存骨胶、油脂的费用，对士兵及其家属应得到的粮盐的
分发，士兵接受到的军衣和配备，委托各支部队照管的装备、武器和马匹，
都有详细的帐目和记载。②
③ 关于这些部队的组织及战斗命令，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74 页以下；第2 卷，第
384 页以下。
① 关于驻守边防线的士兵的各项任务，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39 页以下、99 页以下。
② 这种性质的报告，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2 卷所收集的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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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的实践
方法与程序
国家政策的重大决定在理论上依靠皇帝或皇太后权力的抉择。但实际上
如果没有高级官员在召见时从口头上提出的或以奏折形式提出的建议，决定
就很难作出。丞相的权力部分地表现在他有机会仔细审阅郡递送上来的报
告，或者直接驳回，或提出来作进一步考虑。到前汉末期，这种权力转移到
①
尚书令手里，他可以开启上呈的报告的副本。很多时候在做出决定之前先进
行商讨，因为高级臣属将奉命审议和提出建议；商讨的问题涉及军事、民政、
财政等事项，或国家祭祀的礼仪。
命令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公布，从赐爵或授职的文书到诏书和律令。诏书
的形式常常是把某一位官员的建议加以概括，附以皇帝常用的套话“准”；
指令包括在诏书中，以便通过丞相和御史大夫之手往下传到直接负责执行的
官员。令和式以一系列顺序数相区别，比如式甲、式乙。这些令和式大多具
体规定了对触犯格 （规章）的人所处的惩罚。或者，它们规定正确的手续和
程序：如郡一年一度上报的报表；对准备担任文官的人的考核；司法的执行；
或者审判案例的应用。②
逐渐收集起来的命令，不管其形式是诏书、令或式，很可能分发给郡的
官署作为参考。从现存的残简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出文件起草的形式和体裁。
有的报告写成单独一份文件；其他的采用分类帐的形式，附以逐日记载的条
目；有的报告还有一份副本。③
国家的文件有两个正规的系列，没有这两套材料，政府的工作就难以开
展，它们是历法与人口和土地的登记。中国政府对制订历法的兴趣既有意识
形态方面的原因，又有实际的原因；公元前104年到公元85年采取了重大的
改变，王莽时期又重新做了一次较小的改动。由于行政管理工作这一直接目
标，要求官员们使用同一套月日的计算法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因为他们不知
道哪个月是长月（30天），哪个月是短月（29天），或把闰月加在每两年或
每三年的哪个时间，他们的工作程序就会混乱。比如，只有用同一的历法才
能精确地确定何时分发物资或支付官俸。各种形式的表格被用来抄录各级政
府的吏员费劲地编制出的那一套统一的历法；十二片或十三片木简上面的内
容包括月亮的形状和指导校准农业节气的说明。①
人口与土地的登记是由于税收和征集人力服劳役的需要。最低一级政府
每年编人口和土地的登记数并将报告上交其上级，最后由帝国的郡和国算出
① 《汉书》卷七四，第3135 页。
② 关于汉代法典，见本书第9 章；何四维：《汉法律残简》，第26 页。
③ 关于残存诏令的书籍，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2 卷，第227 页以下、245 页以下。关于木简
的不同形式，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28 页以下。关于诏令的形式，见大庭脩：《秦代
法制史研究》 （东京，1982 年），第201—284 页。文件的准备情况，见本书第2 章《行政的任务》。
① 关于残存的几部分历法及形式，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 卷，第36 页以下、138 页注53，第
2 卷，第308 页以下。关于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含意，见西文：《古代中国数学天文学中的宇宙和计算》，
载 《通报》，55：1 — 3 （1969），第1—73 页。关于与宇宙的联系，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
（伦敦，1974），第303 页；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伦敦，1982），第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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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正史中恰当地以概括的形式收了公元2年和公元140年的两次统计数，
它们提供了在每个郡登记的户数和人数；遗憾的是土地数字只给了总数，内
容是丈量的全部土地面积，有潜力的可耕地面积和实际上已耕种的土地。在
地方一级官员统计过程中，这些数字很可能远为详细，比如包括每户成员的
年龄、性别和身份，这样才能确定何人应纳人头税和服劳役；还包括调查的
土地的质量，这样才能确定土地税的适当税率。②
统计的精确度直接取决于官员的忠诚和效率。有时以人口的增长来衡量
郡的成绩，这样就会诱使官员们夸大这些数字；另一方面，那些想在税收报
表上弄虚作假的官员宁愿低估土地面积和居民人数，以便把实收税额中的一
部分归为己有。在边远的郡，特别是地处山区，森林或沼泽地的郡，官员们
根本不可能深入下去寻找所有的居民，居民中有些人很可能隐藏起来，以回
避征役的官员和收税人。同样，如果未同化的部落民或匪盗侵扰某郡，那里
的行政官员就会撤退，或是不能正常进行日常工作。公元140年以前不久北
方曾发生过这样的事，那一年北方诸郡实际登记的人口数字明显低于公元2
年相应的数字。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统计数字不可以作为完整的人口统计与
表13登记的人口和土地
公元2年 公元140年
户数 12233062（12。4） 9698630（9。5）
人口 59594978（57。7） 49150220（48）
（每户平均人口） （4。7） （5。1）
界定的土地① 145136405顷 —
住宅、道路占地或内有
山林川泽之地 102528589顷 —
有潜力作为可耕地的地 32290947顷 —
已定为可耕地的地 8270536顷 —
土地调查而被接受，而只能作为上报的官员实际看到的人口数和土地数；这
些统计数字本身并不说明帝国不同地区人口密度的巨大的差别和农业活动的
不同的集约化的程度。所提供的总数字见表13。①
奖惩与法律
秦、汉政府依据的是商鞅和韩非提出的准则：立功者受奖，违法者受罚。
另外，汉代皇帝还不时馈赠大量礼品，作为昭示皇帝施仁政和爱民的手段。
因此诏令不时宣布向全国各地赏赐酒肉和金银。遇到灾荒时政府下令减税作
为救济的手段，并且频繁发布大赦令，以致引起时人的批评，认为这样做有
② 关于对公元2 年和742 年之间中国人口统计数字的分析，见毕汉斯：《公元2 年至742 年时期中国的人
口统计》，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19 （1947），第125—163 页。部分郡、县的统计数字见本章《郡
的主要行政单位》和《郡的下属单位》及本章注27。
① 这些数字见《汉书》卷二八下，第1640 页。《后汉书》（志）卷二三，第3533 页。表中括号里的数字
是毕汉斯在《公元2 年至742 年时期中国的人口统计》第128 页纠正的以百万为单位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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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违初衷。 但是国家最主要的奖赏是爵号或贵族的等级，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