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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一年三月，洪承畴在宝庆抢设驻防，由刘忠、王平等驻守＇208＇。
顺治十二年八月，洪承畴具疏题准设立祁阳总兵、益阳总兵、东安副将＇209＇。由于湖南是洪承畴整个防御体系的重点，北起常德，南至永州，地方广阔，兵力单薄，为使上下左右的清军能够相互呼应，除在宝庆设置两镇外，又在常德、衡阳、宝庆、永州等地的中间地带增设益阳、祁阳、东安三处驻防。
益阳总兵，从江西南赣拨兵及就地招募，共有三千人马，由刘进忠率领；祁阳总兵，从陕西调集总兵陈德率兵前往，也有三千兵马，两镇都在顺治十三年八月成营＇210＇。只有陈德本人“自陕西起行，路既遥远，又因丁艰阻滞，至十四年十二月内，始得抵汛管事。”＇211＇陈德到达后，驻扎祁城，知县董钦承奉檄借民房，屯扎兵士＇212＇。
东安副将，从岳州、河南等地调取一千二百名官兵，由李孟夏率领，于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成营＇213＇。东安城墙由洪承畴幕僚黄中通、张道澄等负责修建。
益阳介于常德、长沙之间，祁阳、东安与永州各成犄角之势，三处增设驻防，不仅使常德、长沙、宝庆之间原有的兵力可以相互呼应，而且，宝庆的防卫大大加强，好象的巧妙一着子，就走活了全盘棋。以后的事实证明，洪氏如此布置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清军还将长久持续处处设防、被动挨打的局面。
顺治十一年，洪承畴还接受守备牛灿建议，将原来驻扎东南兴宁的三百官兵添一二作五，分设桂阳、宜章、临武三营，新增两桂营和宜郴营。两桂营游击驻桂阳，分防与江西交界的桂东、桂阳和兴宁三县；宜郴营参将驻宜章，分防与广东交界的郴州、宜章、临武三县。＇214＇两桂营和宜郴营的设立，在平定与两广、江西交界的汉、瑶抗清武装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步：为了加强广西方面的防御，洪承畴请求增兵一万五千名。其中的一万名分布梧州、浔州、郁林、横州等处，五千分布于桂林省会。新增官兵分别从广东、江南、江西南赣、山东、河南等地调集，基本上在顺治十四年年中安插完毕，以线国安、全节两镇驻扎桂林，马雄驻扎苍梧。＇215＇加强广西的防卫力量，其作用与加强湖北的薄弱环节一样，是为了截断孙可望军队在南面的支持。这三个步骤，在顺治十四年的下半年基本完成。
纵观这一体系，北部以常德为重镇，即可北防鄂西的西山、蕲黄农民军、山寨武装南征，又可南接驻守辰、沅等地的孙可望部将北战，故仅常德一地就设置四镇，经略左标李本深、后标胡茂祯、辰常总兵杨遇明、沅州总兵张鹏程及副将孙喜策等都聚集一地，还以郧阳巡抚、武昌城守、洞庭水师等为缓冲力量，固守常德。南部以宝庆为要地，以东安、祁阳、永州为依托，共同屏障长、衡；并将桂林、苍梧一线作为缓冲地带，防止以云贵为根据地的抗清武装从南翼突袭湖南，桂林离湖南最近，苍梧与广东交界，必要时即可出击柳州和浔州。显然，洪氏坐镇长沙是整个防御体系中心，而湖南则成为相持阶段中的主战场。为“安湘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巩江南”＇216＇，力保与孙可望部将直接对峙的常、宝安全，待机打击南北两翼的“后路”、“旁路”之敌，就成为湖广前线清军的主要任务。军事防御体系建成以后，不仅湖南境内的清军可以互相声援，在更大范围内，湖南与湖北、湖南与广西的遥相呼应也成为可能，湖广前线的防卫大大加强。
洪氏这三步棋子一落定，其“以分守扼防为用兵要领”＇217＇的特点就凸现出来了。如果说，多得贤良、安民劝农的政治、经济举措是“以守为战”策略的主要内容，那么，以“分防扼守”为特征，建立一个首尾呼应、南北共防的军事防御体系，就是“以战为守”的要点。事实上，两者都着眼于防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在军事上，洪氏始终采取保守的、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分守扼防”，实际上就是四面设防，全面防御，这常被认为是兵家之忌。洪承畴之所以敢顶风而上，倚势的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思想──“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在洪氏看来，相持阶段中，军事力量主要是为配合政治招抚而起作用，因而防御体系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并非以承担抵御强烈军事进攻任务为主，而是作为政治招抚的辅助和后盾，等待条件成熟，转变为进攻的力量。正如洪氏自己所言“请增设湖南、湖北、粤西各处水陆官兵，虽为目前堵剿之实，正为将来进取之远图。”＇218＇
所以，“以守为战”也好，“以战为守”也好，洪氏的着眼点在“守”而不在“战”，归根到底是为了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另一方面，“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通过政治攻势，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才是洪氏战略思想的精髓所在，是“以守为战”和“以战为守”的终极目标。招抚、离间、瓦解南明武装的种种伎俩，“五千里长边”的建设，无非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对于这一点，不仅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就是后人的理解也存在种种问题，或者是有所了解，但不深入，或者是根本没有理解，仅凭想象和猜测，信口开河，对许多问题作出了南辕北辙的解释，这是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
注释：
＇187＇ 卫周祚：《洪承畴墓志》。现存洪承畴档案文件中，似乎没有发现文中所提到的这个奏疏。
＇188＇ 《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307页，顺治十年闰六月十三日《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密揭帖》，《明清档案》第17册，A17－76、A17－77同。
＇189＇ 马鹞子，即王辅臣，参见《广阳杂记》卷4，第182－183页。
＇190＇ 《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35页，顺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清定岁终奏报以肃马政事揭帖》。
＇191＇ 《明清档案》第31册，A31－30，顺治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用过火牌请敕部核销》。
＇192＇ 《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第307、310等页，顺治十年闰六月《经略洪承畴密揭帖》；《明清档案》第17册Ａ17…76/77亦同。
＇193＇ 可参见苏双碧主编：《洪承畴研究》中的有关文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194＇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洪承畴传》，第522页，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版。
＇195＇ 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15，《孙渠归顺记略》。
＇196＇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洪承畴传》，第522页，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版。
＇197＇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43页，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18册，A18－116，顺治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酌议调补营将》。
＇198＇ 《明清档案》第23册，A23－177，顺治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戎势重大请设常德水师》。
＇199＇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43页，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18册，A18－116，顺治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酌议调补营将》。
＇200＇ 《明清档案》第23册，A23－177，顺治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戎势重大请设常德水师》。
＇201＇ 《明清档案》第24册；A24－99，顺治十二年十月《五省经略洪承畴揭陈防御荆州贼逆之策》。
＇202＇ 《明清档案》第28册，A28－21，顺治十三年六月（日不详）之八《兵部揭覆郧襄增兵事宜并请内院撰给武将敕书、关防》。
＇203＇ 《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89页，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调用投诚官丁以资剿抚事揭帖》。
＇204＇ 清国史馆：《汉名臣传》卷1《胡全才传》。又《清世祖实录》卷99，顺治十三年三月庚辰条记载：“郧阳抚治胡全才奏报饶营千总朱光祚等擒伪总督李启晟，获伪印、关防、敕札等物。”
＇205＇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160页，顺治十三年祖泽远题本《陕晋抗清实力与郝摇旗联络及其斗争情形》。
＇206＇ 参见何龄修：《虞胤、韩昭宣起义与傅山》一文，载《明史研究》第二辑，黄山书社1992年12月版。
＇207＇ 王夫之：《永历实录》第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208＇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46页，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209＇ 《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71页，顺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祁阳益阳二镇东安一营招募兵丁支用部拨盐课银两事揭帖》。
＇210＇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61页，顺治十三年八月十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8册；A28－77；顺治十三年八月十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兵粮未足难以预期进兵滇黔》。
＇211＇ 《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71页，顺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祁阳益阳二镇东安一营招募兵丁支用部拨盐课银两事揭帖》。
＇212＇ 刘希关：《祁阳县志》卷10；《兵防》，同治六年刊本。
＇213＇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86页，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214＇ 黄榜元：《兴宁县志》卷10，《武备·兵防》；郭岐勋：《桂东县志》卷7，《兵防志》。
＇215＇ 顺治十四年初，从广东调拨的五千官兵已分赴广西浔州、横州、郁林、武宣等处汛地安插停当，见《明清档案》第30册，A30－36；顺治十四年正月十四日之一《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江南上江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