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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最重要的是，王先生在文章中非常仔细的讨论，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曾纪泽这篇文章的真实命意。
曾纪泽的文章本来是他1886年结束外交生涯回国时，用英文撰写，题目是：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这篇文章的基本意图是向欧洲人宣示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表明中国的发展意图，显示作为大国的自信，当然毫无疑问，也要在强大的英国人面前说一些不失国家尊严的大话。曾氏对欧洲人说：“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缘中国之意，以为功业成就，无待图维，故垂拱无为，默想炽昌之盛轨，因而沉酣入梦耳。然其存心如此，亦不足怪，何则？芽盖预有使之然者在也。即如职贡诸远邦，常遣使臣，进其方物；诸边藩属，文教均不如中国之懿美，时生倾慕；遂使中国日有侈心，自以为金瓯永固，固无待舍旧而谋新。兼之其他强大之国，远隔重洋，相去辽阔，彼中兴亡得失、和战攻守，漠然不知，以致中国绝无留意于海外诸国之事者。”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央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曾纪泽强调说，醒后之中国，既无军事扩张企图，也无移民海外必要，更不会报复侵略中国者，他还以大量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不具侵略性。中国之富强运动，目的只在自卫。中国目前所最应整顿者：“一、善处寄居外国之华民，一、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一、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1〕这是典型的外交政策宣示文字。
论者通常认为近代欧洲的“黄祸”论始于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2〕，但从曾纪泽反复申说的情形看，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欧洲人已经开始担心中国的觉醒和扩张了。当时欧洲人对洋务运动导致的“同治中兴”，尤其是对中国开始建设海防设施和现代海军，已经不无担心。这情形和今日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曾纪泽说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醒悟，也是显示民族自信的外交大话，现在通常都认为中国真正的觉醒是在甲午战败后。
曾纪泽熟悉英文，此文是以英文发表，但是否完全为曾本人所写，尚难断定。怀疑的理由是，曾死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年后江南制造总局就印行了十七卷的《曾惠敏公遗集》，包括奏疏六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日记二卷，其中并没有收《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我猜测，这种属于外交政策宣示性质的文章，在那个时代可能不太为人重视。曾纪泽本人日记中也没有关于他撰写、发表此文的记录，更没有关于何、胡批评文章的记录，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何、胡的任何回应了。作者死后留下的档案中可能都没有此文，或者有而被整理编辑者排除在作者文稿之外，岳麓书社1983年据此书重新整理出版的《曾纪泽遗集》也未收此文。
这样一个谨慎外交官的平和文章，当时虽译成中文，因在香港发表，似未引起内地士人太多的注意。何、胡的批驳直观看当然有道理，但稍微细想，就发现，他们的批评似乎未能体察作为外交官的曾的用心。曾是在对外国人说话，而不是在表达他自己对中国政局和变革事业的看法，这一点是理解曾纪泽此文的关键。当然，何、胡借批评曾，表达自己对政治改革的系统看法，未尝没有意义。但如前所说，他们的主张，其实是当时士人的普通的主流意见，没有特别深刻、独到的见解在其中。
因此，我认为把曾文和何、胡二人对曾的批评当作洋务与维新两派论争的“典型个案”，恐怕是作者主观的假设，与实际情形有一定距离。
注释：
〔1〕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此文收入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的《维新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但未注明曾文的版本来源。
〔2〕周宁：《“义和团”与“傅满洲博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黄祸”恐惧》，《书屋》2003年第4期。
萧红的一种读法
？ 厉 梅
胡风在《生死场》的读后记中说：“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地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底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1〕而刘禾则认为，正是这种非女性的雄迈揭示了民族国家话语对女性身份的肢解，“她们（指寡妇）必须在以某种自戕方式拒绝其女性身份之后，才能成为中国人并为国家而战”〔2〕。
萧红的成长背景或生活经历使她形成了对某些题材的关注和热衷，她跟诸多男性，如父亲、萧军、端木蕻良等之间的纠葛以及凄凉的收场让她对男性和女性这两种身份析入颇深。她以女性的切身体验展示了东北那块黑土地上女人像牲畜一样地生产和死亡，但对女性身体遭受破坏的聚焦掩盖了男性的影子。女人恨男人，恨他们为本能的冲动屡使她们在生产的时候遭受刑罚。这是一种女性主义角度的控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女人同样在享受着本能的冲动，在《生死场》的第四章《荒山》中，已婚的、未婚的都在王婆家里扎堆聊天，分享两性的隐秘快感，只是生理特征决定了她们要替男人承担后果，而男人对此并不是坦然地接受的。“每年是这样，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3〕，他的妻子在痛苦地生产，他则在发酒疯，为自己转嫁了本能冲动的后果而暴躁。这种暴躁还因为孩子的出生让男性多了一份养家的责任，养家不成，就多了一份罪孽，例如成业摔死了他和金枝的孩子，在乱葬岗上和金枝背泣，此时的他们都只是被摆布的会说话的存在物而已，已不复有男性和女性的区别。所以，刑罚的日子不光是女性的，也是男性的。女人的生产带给男性以煎熬，这种煎熬成为男性主体中的某物，通过不断砥砺而强化成为对他在男性父权制中位置的质疑。而女性也因为自己对男性的“所赐”成为符号秩序难以消融的块体而获得一种快感，虽然伴随着痛到死的生理感受。现实中的萧红获得了这一快感了吗？尽管不同的男人都给萧红带来不堪的经历，为什么她一生却都那么依赖男性，不断接纳在关键时刻抛她而去的端木蕻良？对乱世弱女当然不能求全责备，所以在另一层面上，是否因她深信她终究会在男性心上留一块体而决绝充当弱女？从她在日本给萧军的信中可以读出她那份几近徒劳的意念。
在萧红的笔下，日寇入侵以及那个年代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人和动物一样，生命随时开始，随时结束，生存是最根本的欲望，这种欲望直接击中个体，除此之外，一无所得。在《看风筝》中，萧红描写了一位老父亲，女儿死在工厂，他为赡养费奔波了三天却毫无所获，他哭了，“但哭的却不是他的女儿，是哭着他女儿死了以后的事”；当听说出外三年的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像捡了宝似的，带着极度的欢欣奔向儿子，儿子却一声不响地走掉。老父亲被这种秩序抛甩之后，进入一种所有能指未被绑定的空间，生存的意义无所着落，这在作品最后放风筝的场景中暗示出来，作者将儿子被捕的消息置于老父亲看孩子们快乐地放风筝的视野内，全文于此戛然而止，将空白留待读者。
《山下》中的那位母亲，则以生理上的女性经历了符号逻辑中的男性立场。她为了生活好一些，精打细算乱要价，结果让女儿失去了工作。在这里，母女之间的亲情是次之的，最重要的是跻身于符号秩序之中，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安闲、平静、简单的生活。里面的林姑娘，因为妈妈的缘故失去工作之后，她不再无忧无虑地游离于符号秩序之外，而是变成了小大人，失败的体验构筑了她对那个秩序的想象，她有了羞耻心。
萧红的作品体现着女性的认知和表达方式，从她将小火车比喻成受伤的小母猪可见一斑。读者可以辨识出来的女性立场、民族国家话语立场只是其中的一面，她的焦虑是如何将几个话语体系套合或接合起来，形成稳固的伦理秩序，使两性作为有尊严的主体去生存、生活。
注释：
〔1〕〔3〕《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7页。
〔2〕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07页。
曾氏三代与义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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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亲自编选了《十八家诗抄》，该书选李义山七律一百一十七首，仅次于杜甫。其中评义山诗三十余则，多数简述作诗背景及全诗大旨，并以程注本为据，评论义山诗歌艺术的言词不多。曾国藩曾写有《读李义山诗集》五绝，云：“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他还以此选本供子弟学诗，并教导儿子做诗“宜先讲词藻”，因此，重学问修养，又讲究藻饰的李商隐诗歌，在曾氏子孙学诗之初率先进入他们的视野也就成为必然。
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是清末著名外交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