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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萧红的这一选择，遭到几乎所有朋友的非议。当她和端木蕻良到胡风家告知他们现在的关系时，胡风夫妇既不感到突然，也没有任何表示，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胡风私下则对萧红说：“我们做朋友的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是感到高兴的。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这很伤萧红的自尊心，从此也就与胡风疏远了。老朋友高原从延安来到武汉，见到萧红，对她与萧军离异也表示不满，批评她处理自己生活问题上太草率，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萧红对此十分反感，说高原从延安回来，学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萧红有过到延安的打算，而最终没有成行，这也令很多人感到遗憾和困惑。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因为不愿在那里遇到萧军。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理由，可仅仅为了躲着前夫，就放弃了原定的计划，也说明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舒群曾试图劝她去，据说两人为此争吵了一整夜，也没有结果。他们争吵什么，没有记载，恐怕不会只是为遇到萧军怎么办这类问题。从萧红一贯的思想看，她更关心的应是坚守作家的“岗位”。随端木蕻良之后去了重庆，接下来双双飞往香港，后来还打算前往新加坡，这都是战争形势所迫。她只是想寻求一个安宁的写作环境，专心于她的文学事业。季红真《萧红传》里分析说：“她宁肯离群索居，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反映了她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一直被看作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实，她原是一位纯粹的自由主义作家。
萧红固执己见，未去顺应“时代的潮流”，自然会被排斥在“宏大叙事”之外。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甚至事隔半个多世纪，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依然如影相随。最典型也最有影响的，是茅盾《〈呼兰河传〉序》里的“寂寞说”：“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她这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工农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不感到苦闷而寂寞？”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孙犁的意见仍是这一思路。其《读萧红作品记》中写道：“她的道路，也可能有因为不太关心政治，缺少革命生活的实际和锻炼，在失去与广大人民共同吐纳的机会以后，就感到了孤寂，加深了忧郁，反映在作品中，甚至影响了她的生命。”茅盾也好，孙犁也好，希望萧红所走的，无疑是萧军走的路。可试想，萧红果真如此，就不再“寂寞”了吗？
据骆宾基《萧红小传》记载，萧红临终前在一张纸片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有人说，这体现了她“不平和反抗”的性格。但她有什么“不平”，又在“反抗”什么呢？早年，家庭乃至家族的压迫，汪恩甲家人的干预，都引起她过激的反抗，这自然可以说成是反抗旧的封建势力。与萧军一起逃离东北，经鲁迅推荐蜚声文坛，她也一度备受青睐。让她愤愤不平的，一在感情生活方面，一在文学创作方面。关于前一项，已经说得很多了；关于后一项，注意到的人却很少。事实上，萧红打破文学陈规的创作，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
鲁迅去世后，萧红与胡风等人过从甚密，也可以说属于一个文学圈子。胡风要办一份刊物，取名《抗战文艺》，萧红不喜欢，建议改成《七月》，这才有后来文学史上“七月派”的称谓。然而，萧红与胡风的思想分歧很大。《七月》上刊登的一些座谈会发言记录，就有这方面的内容。1938年1月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留在后方写不出反映抗战生活的作品，萧红反驳说：“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的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胡风插话道，恐怕你根本没有想到抓，所以只好飘来飘去。萧红接着说：“譬如像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同年４月的座谈会上，萧红尖锐地指出：“胡风对于他自己没有到战场上的解释，是不是矛盾的？你的《七月》编得很好，而且养育了曹白和东平这样的作家，并且还希望再接着更多地养育下去。你也丢下《七月》上战场，这样是不是说战场高于一切？还是在应付抗战以来所听惯了的普遍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呢？”
萧红与胡风争论，实际上也是对当时主流话语的抵制。除了胡风，还有许多重要的左翼作家对萧红的文学创作不满。前面提到的，茅盾所写的《〈呼兰河传〉序》里，批评的篇幅就远远超过了赞扬的部分。序文中质疑道：“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1938年4月座谈会上萧红的发言，正好有一节与之相应：“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看来，对别人可能有所指责的地方，她不是不晓得，而在她心目中那正是自己追求的。她的文学理念超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因而也就不能被同时代人所理解。
当误解来自身边的人时，萧红的心里则受到更大的刺激。有一次，她躺在床上休息，萧军他们以为她睡着了，议论道：“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结构也并不坚实。”她为这背后的轻薄而伤心，竟然离家出走。端木蕻良对她的文学创作算是十分推崇了，可也有所不屑。据靳以回忆，萧红拿出《回忆鲁迅先生》的稿子给他看，端木蕻良抢过来瞧了几眼，便鄙夷地嘲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萧红难堪地红了脸，气愤地说：“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后来，《回忆鲁迅先生》发表时，端木蕻良还强行代笔写了一段附记：“右一章系记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间关于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将来如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治学和接世固然应该写，但那恐怕不是萧红所长。
萧红的作品不被普遍看好，也因其艺术形式的前卫性，即鲁迅当年敏锐指出的“越轨的笔致”。聂绀弩曾鼓励她说，鲁迅讲你比谁都更有前途，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萧红立刻打断他的话：“又来了，你是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后来，她对骆宾基也说过同样的话：“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在创作上应该走自己的路。有的人认为小说就一定写得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也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实“新”还“旧”话女权
？ 房 琴
知道钱单士厘是三年前的事，因为对清代海宁的关注，我无意中得知是她将完颜恽珠的《国朝闺阁正始集》续编至清末。因为读她的续编，我才知道，除了海宁潮、安澜园、徐志摩与金庸之外，十八世纪中期的海宁还有那么多喜欢写诗的女子，将自己的文字记录在春花秋月下，于山涧风林间，置在妆匣镜花边，或者在将行之际付之于火炉中。读到她们，我仿佛又一次读到了大观园里那些美丽女子的喜怒哀乐，换了一个地方，却有着相似的桃花与落红，而钱单士厘正是打开这一扇窗户的一把钥匙。
钱单士厘，字受兹，萧山人。她1899东渡日本，1903年离日本赴俄，后遍历德、法、英、意、比等欧陆诸国，直到1909年冬才回国返居余杭，留下《癸卯旅行记》、《归潜记》。她作为中国第一位走向世界的女旅行者，东赴日本时，就指出女子教育与女学的重要性，翻译了《家政学》；远赴西欧，将西方古罗马神话介绍给国人；她还是第一个将托尔斯泰详细介绍给国人的女作家。
走出国门，让钱单士厘看到了遥远国度不同的风情，亲身体验到现代文明。小到机车、红叶、新年屠酥酒、儿歌，大到女子教育，国家改革等，她都以诗的形式抒写。《癸卯旅行记》记录旅欧一路所见所感，看各地博物馆之奇异，做色格楞河上之遐思，论公历之便利，比中西女学妇德之异同，观华人在异国之地位；《归潜记》则考景教与摩西教之流传，录西方之教堂宗教，记罗马残庙与希腊神话之渊源。
斯特尔伯格（Richard Strassberg）在谈到航海探险时期的游记对欧洲人世界观影响说到，介绍东方异域风情、自然风光与文化制度的个人游记不仅激发了后来西方人殖民时代的到来，也为个人游记的作者与读者开辟了一个自我书写与自我想象的空间。十九世纪欧洲人东方之旅看到的异域风情与西方的极大反差，不仅形成了西方对东方的边缘性地位的看法，也让西方人在东方影像中看到自己文化的问题与未来的走向〔1〕。这种对于旅行功能的评说虽说不能完全套用于钱单士厘，通过对差异的描述，她用自己的笔道出自己对中国文化与种族关注与想象。
钱单士厘的担忧并不是凭空臆想，近百年欧陆各国“独露况过取”，而大清帝国却“专制立宪难为”，这个时代的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