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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家四个版本都存在着许多这方面的问题，笔者不再详录，有兴趣者可自去拜读。
（9）究竟是谁要抓住这件事不放，是谁先发的难？
从上述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并仍在念念不忘，意气还难平的不是杨，而是濮和赵。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以下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二、为什么发难？
笔者在发现这个事实后，实在是想不清楚，不论是在情理上，还是在法理上，濮家都不在理，按常理，过错一方一般都愿意息事宁人，然而濮赵却不是这样，夫妻双双同时在一九九七年将这件事公开化，只是由于钱杨未予反驳，孤掌难鸣，没有引发强烈的反响。至于濮赵为什么同时出手呢，只能依据濮赵的文本进行推测了，如果有错误，望当事人及其他方家不吝赐教：
（1）一九九七年，钱生病住院，已是口不能言，杨已八十有六，加以唯一的女儿重病缠身，钱家在此时可谓处境艰难，自顾不暇，这样做为当事人的一方，濮赵尽可以自说话话。赵语涉此事更是毫无顾忌；笔者说这句话也是有根据的，濮家保存了二十多年的诊断书，完全可以在这之前或更早拿出来，干嘛要等到一九九七年？
（2）濮家并不认为在此事上自己有什么错误。首先，房子是公家分的；其次是你打了我，自己走的；第三，当时搬家的也不是我一家，而且，这些同时搬家的人以后也有“大名鼎鼎”的，说明，搬家的并不都是“坏人”；第四、是你钱家仗势欺人，难以相处，因为我们也曾与三户同住在一起，相处得像朋友一样；等等。所以一直等到一九九七年，夫唱妇随，有备而来。
三、究竟谁是弱势？
（1）钱家仗得是什么势？钱濮两家武打时，濮家版本中说杨家依靠的女婿是造反派和一个高官，事实是：造反派早在一九六九年就自杀了，还落得个“没有正确对待祖国和人民”（赵1997年版）的罪名，那位高官则是神龙首尾都不见，无政治优势；濮钱两家从干校回京同住时，已到了一九七二年，那时，钱与濮一样是一个“无名小卒”，无“文”势；当时，钱杨夫妇六十挂零，濮夫妇四十挂零，无“武”势，如果其中钱家当时有一势的话，流亡的可能就不是钱家了。
（2）濮家一九九七年发难时，钱不能言，杨不能行，有名无实。直到两年之后，杨在处理完丈夫和女儿的后事后，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反戈一击，谁是强势。希望双方论争的参与者把濮钱两家论战的原始文本看看。特别希望陆仁先生能对此事有个说法：1。写文章时是否看到濮家的这四个版本，从行文中，可以看出陆先生是看到的，但是为什么不向读者明确说明？2。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脏了”自己的文章？是“沙子”、“革命男女”还是“老妖婆”、“笑面虎”、“猫狗”？3。仅凭采访过某人获得的良好印象便为某人及其对立面下结论，是否符合逻辑？4。比较一下这五个版本，谁更像在写小说？
四、濮赵版本中的用词解释：
（1）“善良和公正”：赵版中只要求善良和公正的人对这件事进行判断，如果你判赵家正确，你便是善良和公正的读者，如果你判断赵家错，那你就不善良和不公正。同样，给濮开诊断书的女医生就是“善良的”。
（2）“如果正确对待祖国和人民，一定能获得改造自我重新做人的机会（赵1997年版）”：这句话暗含这样几个层面：首先是你有罪，其次是不正确对待祖国和人民，第三，放弃重新做人的机会，即拒绝改造，自决于祖国和人民。多么熟悉的“逻辑”推理！
（3）。“我的身上流着我们民族正直、善良的血液（赵1997年版）”：据科学常识，人的血液里只可能流着“A、B、O、AB”型四种血型的血液，尚未听说有第五种血型。
五、笔者的思考
如果仅仅为这件事的本身费这么多的功夫在此饶舌，显然太不值得，“必然会影响自己趋于历史高度的反思了”（陆仁《反思“文革”岁月的胸怀与境界》），看来，每个人都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如果濮赵不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我想，也不会对这件事念念不忘的。既然大家都想到了一起，笔者想站在现实的角度说说自己的看法，否则也就辜负了濮赵的一番良苦用心，笔者斗胆一点，就教于方家：
首先，我们不要忘记这桩公案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大革命”要革谁的命？要革“封资修”文化的命！而钱杨两位在当时无论如何都只能算是“封资修”文化的代表人物。这样两个“封资修”在那种严酷的特殊环境中何以竟敢凶狠地打人？濮赵文章表面上指责钱杨仗着自己有一个造反派的“驸马爷”，实际上是在暗示钱杨仍然是资产阶级，他们不但对濮赵瞧不起，就是对其工人阶级的女婿也瞧不起，这是什么行为？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亲不亲，阶级分，既然你钱家是资产阶级，我们革你们的命都没关系，住你两间房子算什么！这种心情的流露，在赵文中还不时有所见：“杨绛是很讲究保养自己的，吃鸡蛋只吃蛋青而不吃蛋黄，吃西瓜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黄和西瓜的外圈赏给我们，都被我严肃地拒绝了。因为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家教就是“‘不受嗟来之食’”……“使我意气难平，而当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觉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后来她丈夫如此凶恶地猛击大棒，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看来被殴打和咬噬命运，从开始就笼罩于我们头顶了。”（赵2000年版）”读者不要小看这几笔，也不要以为赵是在说杨家因赵家进入了她家才这么仇恨，细读赵文，读出来的是：杨对革命群众有着天然的仇恨心情，对革命不满，不管是谁进住她们家，只要是无产阶级，就不会有好结果，包括她的女婿，不也被杨家逼死了吗？其次，革命群众是奉命行事，我们的血液里流的是“民族正直、善良的血液，我热爱自己的同胞和祖国，而对个别一贯仗势欺人的家伙，却绝不会弯曲自己的腰板。（赵1997年版）”濮在与钱钟书的“比较”里闪烁其词地援引某某不具名的名学者的话，称钱的学问是“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也在暗示：钱的学问对国家、民族有什么用，我是一直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没有做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就是我做了错事，也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这让人想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文革”逻辑来。其次，我们这些进住的根红苗正的优秀分子，也照样能做出学问来，有许多人现在成了名家，这不充分说明我们进对了吗？第三，当时受到迫害的不只是你们，我们不一样在劳动吗？并被累病了，等等。总之，用一些琐碎的事实，故意撇开“文革”的的性质，把一场政治斗争，淡化为“家庭”琐事，但在字里行间又处处埋藏机锋：只告诉读者，当年的生活是多么苦，做一个善良、正直、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人有多么难，好像这一切都是杨绛们造成的。此言一出，便真的很是赢得了一些人的同情，有些人天真地误以为濮家是文化弱者，更有甚者，有些人则恍若天外来客，仿佛全不知道中国有过一场“文革”运动似的。多年来，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好让后来者知道这些事情的本来面貌和一些人的真实的所作所为。看来，这个警示在今天仍有其相当的实际意义，那些念念不忘“文革”的“青春无悔派”们，其中个别人还算是某些行当里的有头有脸的人物，或成为某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不论是出于什么心态，不时地在各种事上对“文革”进行“趟混水”，这种事情已经有些苗头了，正像萧为先生所说的：“当年手脚不干净的人，当然乐于将这种隔膜误解扩大化，把水搅浑，将铁案混淆为‘疑案’，‘疑案’翻转作为‘无头公案’或‘无是公案’”（《书屋》2000年第8期），这里，笔者要再加一句：然后再进行“翻案”。
通过对这件事的认识，笔者也希望作为读者，首先做一个不善良的读者，对那些张口祖国人民、闭口人格高尚，张口正直、闭口革命的人一定格外小心，革命、革命，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现在革命不吃香了，便拉出祖国和人民来，就更要小心了。
致《书屋》编辑部的一封信
？ 林 非
主编先生：
近好。
贵刊登载的两文都已看到。对于“文革”那荒唐岁月中发生的往事，说起个人的恩怨来真是没完没了。譬如在当时搬迁后邻里纠纷的事儿，也常听说过，住在同一个单元里，难免会引起一些争执。最悲惨的是有个工友在调整住房后，其年幼的女儿，竟被原先住户的儿子所凌辱。
许久以来在有些吹捧钱钟书和杨绛的文章中，早已用某些不实之词对我们进行攻击。从杨绛那篇大肆诬陷的文章发表后，为了说明当时的实情，肖凤写了《林非被打真相》，我也写了《我被钱钟书殴打的前后经过》。此后就陆续出现了一批争论性的文章，其作者有的是认识的，有的却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像传记文学作家陆仁先生，就曾读到过他的不少文章。而萧为这名字却从未听说过，总是钱钟书弟子的化名，学生替老师执言，该说是人之常情。不过本来似乎是无仇无怨的，何必在字里行间充满了谩骂的话语？
有关跟何其芳先生的矛盾，也发生于我被钱钟书殴打之后。在这场纠纷中间，我们并未动手，而他们却咬伤和打伤了我们，还八方出击地去告状。而像我这样可怜巴巴的底层小民，能够去找谁伸冤呢？却还挨了工宣队的一顿训斥，说是对方已经告到一位高官那里去了，如果要加以过问的话，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