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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再次下令出版。一五一八年（中宗十三年，明正德十三年），李边的外曾孙尹希仁在任江原道观察使兼兵马水军节度使时以木刻版出版。但这部汉文小说后来由于朝鲜的战乱终于佚失。中国明、清的文化典籍中也不见这部汉文小说的记载。前些日子，挪威奥斯陆大学艾皓德教授在日本名古屋发现了这部汉文小说，现正进行《训世评话》索引的工作。一九九七年夏天，在法国国家科学院从事中国古小说研究的华人学者陈庆浩先生访问韩国，将这一信息告知了韩国鲜文大学校的朴在渊教授，并随后给朴先生寄去了《训世评话》的复印件。鲜文大学校的翻译文献研究所以最快的速度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出版了由朴在渊先生校点的《训世评话》，于是李边编著的汉文小说《训世评话》方为一部分中外汉学家、小说研究家所知。朴在渊先生寄我一部《训世评话》，这里谈谈我读后的一些想法。
第一，中国明代后期出版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其后的“觉世”小说，和《训世评话》一脉相通，都以忠孝节义思想教育民众。自觉地以小说训育民众，其始发人为李边，比冯梦龙等人早了二百多年。某些人以为，中国的忠孝节义思想只对中国人有深刻影响，其实不然。从《训世评话》中得知，中国的忠孝节义思想早就远播国外，对周边国家有广泛影响。李边的《训世评话》是以什么思想、什么故事来训导朝鲜人的呢？原来，百分之九十的故事都是宣传中国的忠孝节义，如《文王》《伯夷、叔齐》《姜诗跃鲤》《王曾》《隋侯珠》《乐羊子妻》等等，全都是忠孝节义思想的艺术体现。在李边看来，必须把这些故事以及故事中包孕的忠孝节义思想让朝鲜人众所周知，身体力行，才有益于世道人心，因此他选择了这些故事，并把它们用当时的汉语写成“评话”。实践表明，中国的忠孝节义思想，不只对朝鲜，而且对日本、对东南亚诸国也有相当的影响。
其次，对“评话”的价值和意义要重新估计。过去，在谈到宋元话本和元至治（1321——1333）年间虞氏刊本全相平话五种时，只说它们对明代小说有影响，殊不知，“平话”（“评话”、“诗话”、“词话”等）这一艺术形式，由于通俗生动，说表俱佳，善于把表达的思想使听众、读者入耳贯心，因此它不仅仅对明代的小说有影响，而且这一艺术形式也为朝鲜、日本等国的文人所接受。李边生于一三九一年（高丽恭让王三年，明洪武二十四年），精通汉学，曾任司译院判官，朝鲜世宗时期，曾三十次访问中国。他对宋元话本，特别是对元至治年间的全相平话五种，不仅有大致的了解，而且有深入的研究，对“平话”这一艺术形式十分喜爱。所以，当朝鲜国王要他撰写新的汉语和汉文教材时，他摒弃了原汉语汉文教材《直解小学》《直解大学》《前后汉》《老乞大》《朴通事》等原来的形式，因为《直解小学》《直解大学》《前后汉》中的内容并不是日常所用的汉语，而《老乞大》《朴通事》则混杂了大量蒙古语，都不能算是纯粹的汉语，于是他决定采用“平话”的艺术形式，文白对照，前边是文言，后边则是运用当时汉语的“评话”。可见李边对“平话”这一艺术形式的重视和熟练掌握。由于《训世评话》的出版、流传，到明代中后期，“评话”已为朝鲜汉学界所耳熟能详。宋元话本和全相平话五种传到日本，“平话”对日本文学也有影响。一三七四年（明洪武七年）前后一经问世便“风行天下”的日本《太平记》，据邱岭先生在一九九七年第十一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太平记〉对三国故事的借鉴》，它是由法胜寺的惠珍上人写出前三十卷后，由“身份低下”但“学问名声颇大”、可能还说唱过故事的小岛法师参考听众（读者）的意见修改、增补而成的。《太平记》对三国故事明显有所借鉴，但它借鉴的不是后出的明嘉靖本《三国志演义》，而是元代至治年间出版的《三国志平话》。这说明“平话”对日本文学也有影响。
第三，李边不只重视“评话”的教化作用，而且十分注意“评话”的娱乐性。尽管《训世评话》的“训世”意味很重，但李边选用的故事却不是板着面孔说教，而是本着思想性、可读性、艺术性、娱乐性相统一的精神选取故事，并以汉语编成“评话”，因此很有趣，能吸引读者。为了加强《训世评话》的娱乐性，李边有时直接从《笑林》中采用故事，如《不识镜》，即是突出事例。
第四，李边在运用“评话”这一形式编著《训世评话》时，大胆创新，将动物题材的故事引入“评话”，这在中国“平话”中是罕见的。在中国的“平话”里，没有专门的以动物故事为题材的独立的“平话”（《西游记平话》中的神猴、神猪，只是借用了猴、猪的一些生活习性，它们并非畜生），而《训世评话》中却有两则“评话”完全是以动物故事为题材的。《借米不均》写一野鸟在大灾荒中饿昏了，向田鼠借粮，借得粮食吃饱了就唱歌。另一只乌鸦得知这一情况也向田鼠借粮，但田鼠不允。乌鸦怨怒，等在洞外谋害田鼠，田鼠出洞，被乌鸦啄死。这则“评话”寓意颇深。《兔与雌熊斗话》写母熊和小熊与兔子斗嘴，兔子失败，表现了熊母子的智慧。至于《蚕马》的故事，原出于《搜神记》，虽然也写了动物（马），但主要是揭露某夫妻俩对马的不守信用，还不能算作典型的动物题材故事。可见李边不只是“评话”的继承者，还是“评话”的革新者，他把动物题材故事编写成“评话”是“评话”发展中的创举！
第五，李边还把“评话”与朝鲜的国情相结合，把朝鲜的民间传说五则编成“评话”，可谓“评话”的朝鲜化或朝鲜化的“评话”。《都弥妻》写都弥妻的智慧和对丈夫的忠诚。《昔脱解》以朝鲜神话为题材。《金淑女》写金淑女夫死过哀，不食而死，死后与亡夫合葬。《耽罗国》则以朝鲜传说为“评话”。它们的思想和《训世评话》的教化倾向一致，但却具有朝鲜民族的特色，富有朝鲜的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可以说李边把“评话”与朝鲜特色相融合了。
五百多年前，朝鲜大学者李边以《训世评话》宣传中国文化；五百年后，韩国朴在渊教授再以校点本《训世评话》让韩国人认识中国文化，这对于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为己任的中国学者也是一种促进吧！
关于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 黄一龙
史海钩沉
写历史粗好还是细好？朱正先生以此为题在《南方周末》（1998年8月21日）发表文章，举《文汇报》一度变成《教师报》的历史为例，比较粗细两者的得失，认为用粗线条写历史，便于涂上一层情绪化的、倾向性的色彩；写得细一些，才有助于显示出事件的真相。我赞成这个意见，并想补充说，流行的“宜粗不宜细”论，说的只是做政治结论；如果“写”历史也有“宜粗”的时候，那么“研究”历史，则绝对地宜细不宜粗。因为“事件的真相”都还没有弄清，“情绪”也；“倾向”也；不是没有根据了么！
我想再举一个更“细”因而更被忽略的例子。例子出自朱正先生本人的作品：《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先请朱先生谅我，我这里没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意，看下去就会明白。
这本书在叙述一九五七年五月反右前夕实行“阳谋”期间：
毛泽东本人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讲了几句话，其中说：
“……”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105页）
朱著对于毛泽东讲话的叙述，除了漏一“和”字外，根据充分。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的通稿和次日全国各报都是这样说的。以后出版的党史著作，也是这样写的。例如《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毛泽东在接见大会代表时针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号召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强调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也引了同样的话，并说这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可是，如果要过细地再现历史的话，那么这个“信息”或“动员令”，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接见团代会代表的地方，是发布得不完全的。那最后的一句话“一切……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并没有讲。
我是这次会议的代表，我们得到接见的通知时，兴奋之余好多人都准备了便于携带的小记录本。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低头拿出本子记。他讲得不快，而且四川人听湖南话基本没有障碍，所以回来互相对笔记的结果，所记略同。第二天早晨《人民日报》一到，大家争看接见消息，一时都傻了眼。就在消息的附题里，赫然有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看内容，知道这是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可是对这句话谁都不记得听到过，谁的记录里都没有，而且也仅仅这句话没有！我向同是四川代表的四川大学团委书记黄桂芳说了句：我们回去怎么传达呢？是说我们听见了这句话，还是说毛主席当时没说？她瞪了我一眼，似乎是嫌我多嘴吧，我就不敢再说了。
这就是“动员令”的一个聆听者亲历的“细”历史。看起来，这则“细”历史与流行的历史，并无多大的差别。第一，毛泽东头天没有讲的话次日出现在报纸上，一定经过他的首肯，或者至少为他追认。也就是说，这当然是他要说的话。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