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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竟接到曹辛之兄的电话问候，电话里他的声音是那样热情、友好，充满友谊和关怀，真像在冰谷里得到一盆炉火一样温暖。几天以后，又出我意料之外的妻子忽然回家来了。我问她是谁给你解除禁令放你回来的？妻子告诉我是有一天参加了一次包括戏剧、电影界少数人的聚会，周恩来总理在会后召集了几个人谈话，向妻子问到吴祖光的情况。知道新凤霞被迫住到娘家之后，叫她立即回家。并向在场的一些人说，“你们应当去看看吴祖光”。于是她当晚便回家来了。
以后的三五天里陆续有几个人来看我。我现在虽然记忆力大大衰退，但却记得清楚，来看我的是：金山、马少波、北影导演伊明、汉剧演员陈伯华是和国务院典礼局长余心清同来的，此后便无人登门了。直到一九五八年初春，北京的冰雪尚未化冻，我们——中央文化系统所属第一批“右派”大军五百人浩浩荡荡乘坐专列火车——“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开赴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极北边疆北大荒。火车开动之前，谁也不知会去何方？去多久？
人是能受得千般苦、万般苦的，尤其是咱们中国人。从发生在“反右”九年以后——以古以来最荒谬、最野蛮、野恶毒、最下流的“文革十年”，我们不是也经受过来了吗？那时候，我们都在风吹雨打之中，倒也说不上谁同情谁、谁关心谁了。何况其中还有一小段没人管的自由日子，从我家——北帅府胡同到辛之家——
帅府园，不过一箭之地，看到辛之的一家，总是觉得亲切温暖的。直到一位萃华楼国营餐馆的党委书记和另一位工人同志的两家人强行闯入我家，强占了我的西屋三间和南屋三间之后；一天我上街在公共汽车上遇见老朋友京剧小生叶盛兰，他告诉我他自己的居家情况和我相同——占用你家的房子、你家的家具、你家的水、电，还神气活现地欺侮你。他劝我找到房管局，把现住的房屋换住到相应的楼房，关上房门便得一家安居。我采纳盛兰建议以我还住着的十一间北房和东房换到了和平里的两套共四居室的楼房，果然觉得安静了。然而又发生新情况：两个儿子响应“党的号召”，一个去了我曾待过三年的北大荒；另一个作了商店的司机兼售货员，而我又被关进了文化部干校。
由于父亲在我去北大荒时逝世，家里只剩下我的母亲、妻子和小女儿。和平里的街道主任小冯是个中年女党员、我家的邻居，她来说：
“你家用不了这么多房间。”继而自己又占住了我家的一间。真不知道我们的中国是个什么世界！
一九七六年终于结束了血腥遍地的十年苦难“文革”，但是我家灾情惨重，作为万众欢迎喜爱的演员、我的妻子已因疾病和殴打——打人的是她对之施恩过的学生——成为残疾。无比善良的我母亲和岳母、岳父又已相继去世，想到他们生前所受的冤屈和灾难，真叫人痛彻肺肝，但这毕竟是无可挽回的，过去的事了。峰回路转，难以想象的是，当时我的主管领导、中央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崎找我谈话，对我说：“文革十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党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就会想到老朋友。由于你和党长久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和周总理的友情，在这样的时刻，你是否应当考虑写一个‘申请’呢？”他说的当然是“入党申请”，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自知我远远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而部长对我的恳切的谈话却使我不得不认真对待。我当晚在家里召集了全家的首次家庭会议，说明情况之后，妻子、两个儿子，五分之三的多数一片欣然，都说是过去由于你不是党员，我们受尽了折磨和欺辱，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天，还要商量什么？赶快写申请吧。惟有我那在音乐学院读书的小女儿始终一言不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爸爸入党的话，我没有脸见同学了！”她的话虽出人意外，和部长对党的威信的评价却是一致的。然而女儿的意见是三比一，占了少数，我终于听从多数的意见和不能过拂部长的好意入了党。时间是一九八○年。
在很多朋友为我的“入党”而向我热烈祝贺的时候，我却始终惶愧不安，原因是我自觉自己远远不符作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条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我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都和应当具有的水平相距太远，对社会、生活、事物的理解又时常和现实有所分歧。在自我感觉尚无察觉的时候，一九八七年，亦即在我“入党”七年的时候，发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由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驾临一个普通党员家里，宣读中央纪律委员会文件，提出六条所谓“错误”，劝其“退党”。话中并含有明显的“不听劝退，即予开除”的意思。
这位政治局委员是在一九五七年和我初识的，并一九八五年亲笔写信和我“订交”。
我当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纪委文件中所提出的六条“错误”，前三条均不符事实，后三条引自我的一篇谈戏剧艺术改革的文章，均不能作为劝我退党的理由；但是这位领导同志年长体弱、亲自走上我家四楼，出于对他的尊重和感动，我同意接受“退党”。这实际上解除了入党以来，自己内心感到的不安。
但是这件事迅速流传于文艺界及我的众多亲友，传闻之快之广，使我十分惊讶；因为几乎在顷刻之间。一九五七年我被打“右派”的往事迅速重演；早已恢复了的高朋满座、贵友盈门的东大桥楼居之家又一下沦为当年的凄凉光景。这在我本是意料之中，倒也能安于闭门思过的生活；无论如何，北大荒“万里投荒”的故事终于不会重现了。但是我家的另一位——我的妻子却受不得这种“突然袭击”和“凄惶”；埋怨我没有用处，她就希望从朋友们身上寻找一些友情的安慰。怎么办呢？她不听我的劝告，一连打了几家电话。然而不幸我的想法都是准确的，接电话的——当然都是她认为的最亲近的朋友——都是冷淡的、无情的、支吾搪塞的，回答她的都是说自己太忙，或即将出门，或说是电话打错了……更使她伤心的，竟没有一个人问到她的丈夫——被“劝退”出党的我，连最有威信的、最为亲热的、亲如手足的都无一例外。在我再三劝告、宽解之下，她含着眼泪把电话挂上了。
使我俩永世难忘的是：在这一凄凉寂寞的时刻，我们竟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万没想到的，又是多年未见的曹辛之兄的电话。
辛之在电话里说，他非常挂念我，挂念我们全家。因为我也搬了家，他也搬了家；两家不似当初，离得太远了，见面不容易了。他急于见到我，但是由于这些日子身体不舒服，不能出门，只得打一个电话问好。
这是多么温暖的问好。寒冷的冬夜，毕竟会出现温暖的太阳。我对那些冷淡的朋友毫无怨怼之意，那决不是他们的无情，恰恰相反，他们、她们都是关心着的，友情如昨，只由于一点：咱们的中国，“政治”的威胁太厉害了，谁也不敢冒“政治”之险！其实，事实证明，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这个敢冒险的，不还是这样？在生活里我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时代毕竟在进步。后来我很快便被邀请出国，直到现在，事情过去了近十年，“改革开放”一切都好。
唯一使我感伤的是亲爱的辛之已不在人间！但我会想念他，深深地想念他，时刻不忘地想念他，我的亲爱的、善良的、勇敢、无私、无畏的朋友曹辛之。
“七七”事变六十周年夜十二时于青岛旅次
中国思想界的三匹野马
？ 丁 东
灯下随笔
如果把中国思想界比喻为一个驯马场，真正的活力往往来自场外的野马。在北京的好处，就是有机会与一匹又一匹野马相遇。具有野马基因的思想选手与自然界的野马同样稀罕，如果在我原来生活的太原，可能就更难见到了。
我见到的第一位称得上是野马的思想者是林贤治。和他只有两次接触，一次是我去广州，一次是他来北京。林贤治年龄比我大一些，我没有问他是哪年出生，但我觉得他也是老三届。后来我看介绍文字说，他当过农民，当过乡村医生，没有读过大学。他大约是八十年代初以诗人的角色步入文坛，后来倾心研究鲁迅。近年来，逐渐为读者刮目相看。我和他早就通过信，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七年初，当时他“偏激”的言论就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当时他说，邵燕祥让他作序。他觉得，邵先生的文章绕弯子的话太多，有三分之二是废话，应该删掉。他知道我是很尊重邵先生的，其实他也很尊重邵先生。在同代作家当中，能够像邵先生那样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偌大中国也找不出几位。否则，林贤治也不会找邵先生一起编《散文与人》。但他对邵先生的文章还是不满意。从内心讲，我得承认林贤治的话有道理。但是，邵先生不是在世外桃源发言，他和我们同样处于不能随心所欲的表达环境。把真话和淡话掺在一块儿，人家还嫌他这杯酒度数太高，如果一点儿淡话都不掺，他的文章还发得出来么？可林贤治不这么看。他就是要以烈酒作标准。淡话说多了，就会成为习惯。有意用淡话包装真话，久而久之，就会把淡话当成真话。林贤治这样苛求邵先生，他自己确实把不掺水的烈酒勾兑了出来，这就是他那篇题为《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邵先生看了以后说，半年以内不会出现更好的文章了。
林贤治对“学者”的称号颇为鄙夷，几次跟我说，你不要迷信“学者”，也不要当什么“学者”；崔卫平把学者和作者进行了区分，在她看来，学者是阐释别人的学问的人，作者才是提出自己的学问的人。这些想法都很有意思。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就是原创性。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