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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负跏窍嗤馑嫉幕啊�1948年，有人拉王瑶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说过：“我听说有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底色，赵俪生和王瑶后来才从革命道路上脱离出来，而成了学者，特别是他们到了晚年，思想姿态大体都回到了他们早年的自由主义基点上。
从晚年看青年，感觉是这样的，那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虽然成了革命者，我不怀疑他们当年的理想和献身精神，但他们的理想后来并没有实现。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也不平坦，像蒋南翔、杨述，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然而，这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毕竟不同于那些从延安来的革命者，他们最终还是不能和那样的革命者在思想上达成平衡，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赵俪生和王瑶都是有相当学术天分的人，但因为后来的经历，他们没有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作为学者，他们是五十年代较早认同新意识形态，并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的，如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赵俪生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和土地制度的研究，都是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丁：“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经历并不平坦，大体上可以说他们有四次特殊的经历。第一次是，他们到了延安以后，经过了抢救运动。在延安整风中，“一二·九”知识分子是救治的主要对象之一。经历了延安整风，他们才真正放弃了自己早年的一些自由主义教育，而开始成为一个延安知识分子。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因为“一二·九”知识分子多数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又出身于中国的名牌大学，早年的自由主义教育背景，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总要有一些反思，所以他们当中出了很多右派。第三次是“文革”。因为刘少奇和彭真是当年北方局的负责人，而“一二·九”运动主要是通过北方局来领导的，自然那些“一二·九”的领袖也就靠边站了。第四次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这次思想运动的主体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他们为拨乱反正做了历史性的贡献，如于光远、邓力群、黎澍、吴江、李昌等。但通过这次思想解放，“一二·九”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分化，在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不同思想倾向的选择，于光远、李锐、杜润生和李昌他们开始反思，比他们稍年轻一点的李慎之则开始了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王元化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反思许多重要学术问题。
高：历史总是有些吊诡的地方。当年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活力，而且在随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当中，他们也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五十年代的许多政治运动，“一二·九”知识分子都起了重要作用，如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九五二年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及批胡风，批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直到批胡适。重头文章，很多出自“一二·九”知识分子笔下。而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从最深处反思历史的，还是“一二·九”知识分子。所以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特别值得研究。
言说，于无声处
？ 程亚文
这个夏季暑气最炽的那几天里，趁着到上海出差开会的机会，回了一趟南方的老家，看望了瘫倒在床已近年余、已无法言语的老祖母。赋得闲暇，在家门口的竹林中，就着热气中的习习凉风，翻阅随身携带的一本书：《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一读之下，情不自禁竟生出无言之惑。
这本书出版已有一些年份，二十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的，是从旧书摊上觅来。这本书的写作更是有了一些年代，作者保罗·S·芮恩施，袁世凯上台执政至“五四”运动爆发期间的美国驻华公使，归国之后不久即写作了此回忆录，并于1922年在美国首出。所记当然与作者在中国的“公干”切切相关，书中的一大部分，谈的就是他与当时中国北洋政府及中国社会名流的或公或私的交往。由于那时的美利坚国家，已将自身的传教与商业活动深入推进到了东方的这个老迈帝国，作者的视角因此也大都在于政治和社会层面。1913～1919年间中国社会的内政外交、政治军事状态，通过这位驻华公使细致的笔触，又使今天的我们恢复了对那一时代人事的历史记忆。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公使先生看来并不是一位惟自己国家利益是瞻的人，曾为学者的出身与经历，使他心中始终存有公正与人道的观念。他是先验地赋予了同情心，在身置中国之外的同时又把自己“嵌”入到了中国之内，来贴近观察思考他所处在的那个古老国家。我们故而读到了那些久为当下中国人所熟悉的二十世纪前期的一段中国历史：欧洲列强如何在中国弱肉强食、为地位为利益而无休止纷争；亚洲“新贵”日本如何老谋深算，在袁世凯时期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又在之后如何从政治军事上设法控制中国和在中国抢夺殖民地；作者的母国美利坚合众国又如何有意无意助纣为虐，让公使先生对自己的国家备感失望。这些都不免要令人拍案。之外自然还有中国北洋政府自身的毛病，普遍的腐败、官员间的勾心斗角、南北两种势力的对立、军阀间不停的打打杀杀，读起了也不由人不汗颜。
历史时时不过是在重演，而我们所感觉到的变动着的时间，其实可能仅仅是一个错觉。从上海返回北京，就收到朋友发来的关于反对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网络签名的电邮。中国民间当下“反日”情绪之高昂、对主张“中日接近”的人竟贴之以“汉奸学者”的标签，与八十余年前的中日激烈对立、几位与日本稍亲善的政府官员竟遭爱国学生的追打，庶几让人感觉到了现实与历史的几分相似。这样的相似是好是坏且不去评说，但书中所记的另外一件事，却同样使人内心难安。
这件事就是淮河水患。有心的朋友都会知道，今年夏季的洪水，莫过于淮河为甚，我从老家安徽桐城赶赴上海的时候，路过蚌埠与水家湖一带，有好一段路，列车都是在泽国中穿行，除了铁路轨道因为修建时加高而没有淹没外，回望过去，淮河平原皆白茫茫一片，一处处村落都看不到人，许多房屋门户洞开，水就漫在窗户和门栏边。到了上海，打开电视，还整天看到淮河抗洪的消息。画面上民众的惶惶然及路过灾区时的所见，都让人立马想起那位芮恩施先生，在他八十余年前的笔下，早就已经有过同样的场景。这位异邦的来使，在路过那一方土地的时候，曾经很有一些感慨。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世界上最肥沃的种植区”，大自然造就了它的稀有，但大自然本身又把它毁坏了；由于山地暴雨，淮河平原定期不定期泛滥成灾，“多少年来大约六年才收获一次，有些年头颗粒无收”；这个地区因此“只缺少一个适当的有系统的工程来使它能够为比现有至少多两千万人提供有保障的生活资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公使先生说：“我认定我所应当努力去做的第一批事情之一就是帮助开发这片广大土地的资源。”他于是找了一些美国水利工程专家、一些美国银行家实业家，并与一位对中国古代学术极有研究的前清状元、当时北洋政府的工商总长张謇先生合作，制定了一个疏浚河流、建设海港以及治理周期性发生水灾的那些地区的排水计划，其中就包括承办淮河水利工程。这个工程最后结果怎样？也正如作者自己后来所体会到的那样，做任何事情，仅有善心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战乱，也因为资金短缺，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淮河仍是那个淮河。
这位美国人的感叹与今天的现实又有什么关联呢？听我的朋友卢周来先生说，其实，淮河水患也曾有过很好治理的年份，解放以后的大修水利，长期为患的淮河，曾一度稍敛了其暴虐，而近年来祸害重萌，则与一些工程年久失修有关。他的说法也使我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据报道，日下全国各地，有二十余个大中城市已经或准备投资兴建地铁，这方面的工程投资，达到两千余亿人民币，有人计算了一下，如果拿出其中的十分之一来治理淮河，就可有效缓解淮河水患。但谁会想到去减少一些带有攀比性质的地铁建设投资而去做这样的公益事业呢？富裕如上海，不仅耗资几十亿的磁悬浮铁路建成即瘫痪，投资更巨的地铁四号线也故障丛生，几乎只有舍弃。在城市无止度而又无甚必要地挥金如土的同时，修建水利工程、“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事情，是被冷落一旁的。相反，淮河每有水患，马上想到的便是如何以农村保城市，理由只有一个，农村比城市贫困。那么，为保城市而在农村地区泄洪、农村农业农民所付出的代价，又该不该、有没有得到补偿呢？似乎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关心这样的问题。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那位美国公使先生的这句话：“为什么像淮河饥荒这种关系重大的事情竟被中国政界那些目光短浅的、只顾个人利益的人所忽视”，今天读来仍催人若有所思。
淮河水患，古已有之，今之尤然。连同公使先生眼中的中日冲突，这些都是历史中的“不变”，尽管我们希望它们都有所变化、有所“进步”。那么，隔了八十年的时间，此时与那时，究竟又有没有“进步”发生呢？这本回忆录，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其中对中国社会生态和中国文化的片言片语，那是一些因为“进步”而令现在的我们已经甚为陌生和视为异己的东西。
开宗明义，这位美国驻华公使在绪言中写道：“从社会行为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处处存在着公道的观念，这种观念曾经使中国社会能够在这许多世纪中不依靠成文法或法院来管理自己，并维护财产权利和个人的荣誉与尊严。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社会本身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