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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然而，勇则勇矣，却往往不得要领。唯有斯宾诺莎的观念，有些18世纪
自然神论的气息，但他的影响实在比不过笛卡尔，也比不过培根和霍布斯。
18世纪的思想人物，意在以人的面貌、人的姿态、人的精神、人的欲望、
人的理性来代表全人类发表意见。他们之中尽管也有自然神论者，也有无神
论者，也有根本否定宗教的人物，也有主张宗教宽容的人士。但是他们几乎
毫无例外地都将人的地位置于宗教之上，把人的理性看得高于一切宗教信
条。他们是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批打着人的旗帜登上人类文明舞台的新一代
智者与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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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8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人物比较，他们无疑是影响更大的一代。17、
18世纪的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国家，还是英国、荷兰、法国和德国。荷兰
产生了斯宾诺莎，是荷兰人的莫大光荣。单以英、法、德而论，这三个民族
在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文化人物，几乎都产生在18世纪，或者说其主要
活动在18世纪。唯一的例外是英国的洛克，但以洛克的影响和思想而论，他
依然是属于18世纪的，或者说，他是站在17、18世纪之交的一位文化伟人。
洛克以后的英国大哲学家贝克莱和休谟，则全然是18世纪的思想人物。诚如
某位西方哲学史家所言，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最有影响的7个人物中，有3
个是英国人。而这3个英国人里，不包括培根，也不包括霍布斯，恰恰就是
洛克、贝克莱与休谟。法国17世纪产生了笛卡尔。笛卡尔的哲学思想精深卓
异，但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考虑，从对法国思想文化的直接影响和震撼力考
虑，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动力考虑，最有影响的人物，先是伏尔泰，
后是卢梭，还有大百科全书派，而不是学富五车的笛卡尔先生。德国的莱布
尼茨固是一代之雄，其实际成就并不逊于 17世纪任何一位思想家，但到了
18世纪，德国人中又出了影响更为深远的康德和黑格尔，而且无论从那个角
度看，康德与黑格尔都是更有影响的人物，即使莱布尼茨有许多超前的思想
也罢。
这倒不是说，18世纪的人物个个比之17世纪的思想家都更有天才，而
是说18世纪具备了新的社会土壤。18世纪的哲学人物正是凭借这块独一无
二的肥沃土壤，才能充分展示和造就了自己无以伦比的天才。
我在前一本书中说过，15、16世纪的西方思想人物，几乎个个都是全才，
个个堪称巨人。可惜却不是哲学巨人。他们首先是伟大的全才，全才之中有
思想，思想之中有哲学，只有进入17世纪，才产生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
而这些哲学家，同样大半身兼数职。他们之中既不乏全才，也不乏巨人。他
们往往既是数学家又是哲学家，或者既是政治理论家又是哲学家，或者既是
科学家又是哲学家，或者既是国务活动家又是科学管理专家，还是数理学家
同时也是哲学家。但18世纪的哲学人物就不同了，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代，
哲学才有可能从综合领域中完全解放出来，成为名符其实的带有专门化色彩
的哲学思想人物，如英国的贝克莱、休谟，德国的谢林、费希特。他们均以
哲学而著名，虽有别的才能，哲学才是构成其学识系统的主导因素。即使康
德和黑格尔，尽管个个具有全才特征，但依然属于以哲学为主导的全才，而
不是让哲学与其他学识平分秋色的全才，更不是全才之中隐含着哲学思想的
全才。如果作个比喻，或许可以这样讲，15、16世纪的西方思想家，是金含
沙内；17世纪的思想家是日月分明——他们既是科学家又是思想家；18世纪
的哲学家则是日出海底，月照群山——他们或许不是科学巨人，但却是地地
道道的思想巨人。
当然这不是说，18世纪的思想家人人都擅长抽象思维，或者人人都是狭
义上的哲学人物。实际上，18世纪的一些思想大家，特别是法国思想家，还
是不擅长抽象思维，对一些影响久远的哲学命题也缺少兴致。他们关心现实
更胜于关心思辨，关心社会更胜于关心哲学。然而，他们的思想对人类思想
文明的发展，仍然起着重要的甚至是独特的历史性作用。只有将哲学放在大
文化背景上，只有不囿于哲学的某种特定模式，只有站在历史的宏观角度考
察人类思想史，才能真正将西方近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看得泾谓分明。因
为法国的思想家其实也是大哲学家，只是他们的思维和表达模式或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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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德国人有所不同。
18世纪的西方哲学领域，无疑是一个最为多姿多彩、绚丽灿烂的思想世
界。这世界中的思想人物，既有政治大家，也有法学巨匠；既有思辨巨人，
也有近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比如洛克和休谟就是两位很有影响、也很有见
地的经济学家，而对近、现代经济学产生莫大影响的亚当·斯密，也同样产
生于18世纪。
18世纪的思想家，首先是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他们决心以理性精神
面对一切，审视一切，或赞扬，或批评，或借鉴，或传播，或冷嘲，或热讽，
或谩骂，或批判，或雷霆万钧，或精雕细琢，或一泻千里，或排山倒海。他
们敢想敢说敢骂敢怨。在他们看来，凡是不合理性的，管你宗教也罢，上帝
也罢，贵族也罢，政府也罢，圣贤也罢，经典也罢，一概都应绝然摒去，直
到打它们一个烟消火灭，才能大快我心。
他们对理性充满信心，而对理性的信心也就是对自己的信心。他们不像
17世纪的思想人物那样谨慎小心，外圆内方，表面上循规蹈矩，骨子里却一
片反叛。他们是敢于向着一切传统势力挑战的英雄，不仅表里如一，甚至热
爱夸张：或许失之直白，必存天真之性。即使最为保守和最带17世纪传统的
德国思想家，在他们心目中，依然毫不迟疑地将自己的学说置于宗教之上。
他们不需要救世主。如果世界上真有救世主的话，那也不是上帝，而是理性；
理性也须人传播，他们就是人类理性的当然传播者。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的哲学会出现这样的风格与气象？其原因大约有
如下几种：
（1）经济发展，促成革命
资本主义文明发觞于手工场和商业的迅速发展。但手工场的力量尽管可
以从内部淘空旧的社会体制的基础，还不足以把这种体制一风吹散。18世纪
是产业革命的世纪，虽然它发端和兴盛于英国，但对整个欧洲都有极其巨大
的震撼、浸染和影响。
启蒙运动与产业革命大体上是并行发展的，并非先有产业革命，后有启
蒙运动；也不是先有启蒙运动，再来产业革命。这可能使那些惯于按照什么
决定什么的思维方式看世界的人有些失望。
但产业革命也不是一下子从天上落下来的财富，它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
过程。它的发生基础，按照保尔·芒图的看法，在于商业的扩张，旧式工业
的迅速发展和土地所有权的改变。这三者其实也未可割裂。因为旧式工业发
展，旧衣服也不能“蔽体”，所以就出现新的形式，就需要新的技术；而工
业的发展必定需要商业的扩大作支撑，商业的发达又需要工业扩展作后盾。
二者互为表里，然而，它们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场地，于是又必然对旧的
土地所有制产生毁灭性的冲击。这一切想必很多中国读者都是熟悉的或者有
所耳闻的。而这一切的发生、发展过程，却往往是激烈的，不近人情的，甚
至是以损害人的尊严乃至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后来，法国批判主义作家巴尔
扎克和英国大作家狄更斯书中所表现的种种不平现象，确切地讲，都是对产
业革命所引起的破坏性后果的反思和抗议。
然而，产业革命的作用又是伟大的。如果说，文艺复兴只是资本主义文
明的序幕，那么产业革命才是资本主义得以兴旺发达的基石。仅以商品的输
出输入而论，它就已经开创了近代文明之前闻所未闻的历史奇迹。保尔·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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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涉及于此时曾引证了这样两个资料。
一个资料：英国海关记录的离开英港的商船吨数的变化。材料记述道，
“1700年离开英国港口的商船吨数不超过31万7千装载吨——这是个可笑
的数字，因为它比今天利物浦港的运输量小到68分之一。1714年，即紧接
着乌得勒支条约以后，马上升到44万8千吨。在随后15年或20年中，进展
很慢……。但是，危机一过去，上升就那么突然并且那么迅速，以致要人猜
测有某种有力的原因在暗中起作用：1783年是95万9千吨，1785年是105
万5千吨，1787年是140万5千吨。虽然从1793年——这是一个新的战争
时期开始的年代——起，出现一种缓慢情况，但出口船舶的动态在1800和
1801年还达到192万4千吨和195万8千吨：在20年中，1781年的数字就
几乎增加到3倍。”①
另一个资料是关于商品输入、输出的变化情况。
输入情况是：
1715年，400—600万磅；
1725年，700万磅；
1750年前，均在700—800万磅之间；
1760年，1000万磅；
1770年，1200万磅；
1775年，1500万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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