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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我们两人上街查看马路上的门牌号。上海门牌都是由东向西排列的，但中间也有跳号，我们就将漏号一一记下来，编成一份详细的地址表，例如南京路最末的门牌号是1858号，我们就编两个南京路1866号和1870号，信封上看不出破绽，实际上却是子…虚乌有的。这样，我们编了好多个无头地址，写在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信封上，一个时期更换一次，分别投入各个邮箱，都会顺利地送到收信人手中。
有一次，我们发现有人在邮筒后等着，立刻惊觉起来，骑车飞快地混人人群避去。此后，组织上为安全起见，决定另由专人去投递，我们只负责编辑和印刷。有一次我们的投递员被特务盯梢后被捕。因为是单线联系，他也不知道来龙去脉，从而保护了我们的安全。
随着形势的恶化，上级决定改变形式，停止印发油印材料，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组织上派王楚良来单线联系。这个组五个人都是大学生，会英语，我们常在一起开会，传达文件，讨论形势，翻译和撰写文章到外报和刊物上去发表，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战斗。
铁骨铮铮
第二年，地下市委派姚溱来同我们小组联系，他经常到我家里来传达指示，布置工作。姚溱是个年轻而极有才华的笔杆子。他当时用秦上校、马里宁、萨利根等笔名在上海《时代日报》上写“半周军事述评”和在《消息》、《展望》、《文萃》等杂志上发表国际评论、时事评论，深得读者的欢迎。我在淮南根据地时就认识他。1948年10月某日，我在英文《字林西报》上忽然看到一条消息，大意是：“在威海卫路和陕西南路口的一座楼里，破获了一个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一个共党分子突然从二层楼临街的窗口跳下，因为脚骨受伤当场被捕……”我看了心里非常着急，不知道谁又遭到毒手。傍晚，姚溱的夫人韩静来我家，告诉我姚被捕了，组织正在设法营救。我的心像刀割一样地难受，过几天，得知姚溱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受特刑庭审查，我们就托韩静送去了一些衣服和罐头。
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姚溱被捕的详细经过：那天，姚溱正沿着石门二路向北走，忽然发现有一辆吉普车紧紧地跟着他，他立即意识到自己被特务盯上了，赶紧拐进一条弄堂。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吉普车戛然停下，跳下三条大汉，其中一人是从新四军逃出来的叛徒。三个人把姚溱挟上车开到陕西南路二号中统特务上海办事处。姚溱经受严刑拷打，没有招供，只承认是《中国建设》杂志的编辑。可是他担心的是自己被捕没有人知道，有关同志不能及时隐蔽。为了向外报警，急中生智，趁特务一时疏忽，猛地从二楼窗口跳了下去，刚好落在马路边一辆老虎塌车夫身上，砸伤了车夫，自己也受了伤，又被送到提篮桥监狱。他的下肢和腰部受了伤，但也确实起了报警作用，组织上立即展开营救，设法将他保释出狱。
1948年秋到1949年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大军准备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上海人民也加紧了镇压，我们的处境更为艰难。我也经历了一次虎口脱险：4月1日，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我任教的南洋女中进行搜查和逮捕，由于我平时言行比较谨慎，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没有暴露身份，特务搜查时，我又镇静应付，终于脱了险。我立即回家清理了文件，带着我两岁的儿子到我大姐家隐蔽起来。5月25日，解放军攻人上海市区，我奉组织命令立即到汉口路山东路口原《申报》馆报到，参加出版《上海人民报》，报上刊登《告上海人民书》，宣告大上海回到人民手中的喜讯，迎接解放军进城。在那里，我同从监狱里出来的姚溱见面，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两天后，我们一批地下党调集的同志迎来由范长江、恽逸群带领的新闻队伍接管《申报》，出版了第一份《解放日报》。我被分配在国际部当编辑，于是我从“地下”钻出来，当了一名正式的新闻工作者。
1949年10月建国后，梅益、夏衍、徐迈进、姚溱分别在宣传、文化、新闻、出版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又都到了北京。昔日的深厚革命l青谊和对他们的敬爱，使我每次到北京出差时都要去看望他们，叙旧问好，也都像过去一样，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帮助和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恶浪中，我更是想念他们。那年夏天，我在外地的一所大学教书，学校停课，我随学生到北京串连时，到中宣部去看大字报，只见姚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当时姚任中宣部副部长），给他扣上叛徒、特务、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一大堆帽子。我十分担心他的处境，却无从去探望。不久就听到他的噩耗，这位在敌人屠刀下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不愿在横暴势力下低头，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当时他只有四十五岁，正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好时期。“文革”后期，我曾到徐迈进家里去探望他和夫人方琼，他也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囚禁多时。老人家佝偻着腰，步履艰难，但是精神很好，他诙谐地对我说：“我这一生国民党监狱坐过，共产党的监狱也尝过味道。对比起来还是共产党的监牢难熬，吃足苦头。在国民党监狱里我还组织难友学习，反抗，精神上充满希望，共产党监牢写不完的检查，冤气难忍……”“文革”后，他一度出任文化部副部长，我见到他，豪情依然不减当年。在社会科学院见到梅益，简直令人不敢信，当年身材魁梧的梅益老师，因腰椎被打伤，人矮了半截，支着拐棍，步履蹒跚。我问他：“梅先生，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朱葆三路办《建国日报》吗？”他爽朗地答道：“记得，记得，那时的环境真艰苦。但是大家却信心百倍。”
梅益先生在晚年为筹建社会科学院、出版我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又奋战十余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夏衍先生这位博学多才的老人，经过“文革”风暴，目损肢残，依然精神抖擞，重又走上文化、电影和对外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发挥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直到95岁高龄仙逝。
（作者是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侨居海外）
（责任编辑 李 晨）
狱友陈子谷·季 音
岁月无情，当年上饶集中营的老战友，一个个地驾鹤西去了。在去世的故人中，我最怀念的战友之一，就是陈子谷。
富贵于我如浮云
陈子谷的一生十分曲折。他原是广东汕头港外南澳岛一家渔民之子，由于家庭贫困，孩子众多，他很小被人贩子卖给了一个旅居泰国的商人陈峥嵘，从此成了陈家的长孙。子谷的少年时期，是在祖父钟爱下在曼谷度过的。在他13岁读完高小的时候，中国大陆的进步思潮也传到了泰国，不屑于过优裕生活的陈子谷向往着祖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偷偷地背着家人回到了祖国，先后在汕头等地读完初中高中。1932年他又来到北平，考人中国大学，在这里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影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在进步学生中，东渡日本探求新思想之风甚盛，1934年子谷也来到日本，很快就加入东京由一些地下党员组成的“左联”日本分部，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左联”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1935年秋，子谷被东京警察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出境。他回国后，继续投入国内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
子谷一生中的转折点，是1937年底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不久就来到战斗在苏南敌后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1940年是新四军十分困难的一年，国民党当局大肆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停发了新四军的薪饷及其它一切物资，部队经费十分紧张，连将士们的吃饭和穿衣都成了问题。就在此时，子谷收到泰国两个叔叔的来信，说祖父已去世，留下的遗产要作三家分，按照泰国的法律，遗产继承人如果没有到齐，那是不允许分的，因此要陈子谷立即回泰国处理此事。他把这件突如其来的事报告给组织上，叶挺军长闻讯，立即同意，并要子谷以叶挺秘书的名义，向泰国爱国华侨界为新四军募捐。
子谷恋恋不舍地离开部队，回到泰国，顺利地完全任务。他从叔叔那里分到了20万元国币的遗产，又从爱国华侨中募集到6万元捐款。当年，他就回到新四军，把26万元全部上交给军部。这笔巨款的到来，顿时使部队走出困境，解决了将士们的冬衣问题。叶挺军长十分高兴，写了个条幅赠给陈子谷：“富贵于我如浮云”。
“富贵于我如浮云”这句话，确实生动地概括了子谷的精神境界。这里还要附带说几句：1956年，子谷又收到从泰国寄来的4万元人民币遗产，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给北京市委，而他和家人依然过着节俭的生活。
不幸，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调动7个师8万人之众，在新四军北上抗日途中，突然袭击，围攻仅9千余人的新四军。在惨烈的战斗中，陈子谷最终被俘。
不久，他和几百个被俘的新四军干部一起，被押解到江西上饶集中营。
集中营里的勇敢斗士
我是在上饶集中营里和子谷相识的。那是1941年5月间的事。
上饶集中营里的被囚者共700余人。编成6个队，其中有一个队叫“特别训练班”，主要由被俘新四军干部和从地方上抓来的共产党员及进步青年所组成。我和陈子谷一起被关在特训班。共同的苦难生活，很快使我们由相识而发展成相知。子谷比我大7岁，当然是我的大哥，他对我这个17岁的小难友特别关心，我们常常在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