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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约翰逊、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毛泽东、纳塞尔等二十多位领导人身体不健康的例子来说明领袖身体或者精神上的麻烦能够改变国家的命运，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总是要由无辜的民众来承担。当时我国正在酝酿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这本内部出版物契合了这一时机影响不小。但是该书的价值取向是英雄史观，着眼处是个人对历史的影响，疾病只是作为一个偶然因素来证明英雄作用于历史。
在《疾病改变历史》这本书中，卡特赖特和比迪斯就与前者不大一样，他们指出：“疾病不仅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造成影响，也对普通大众产生影响”’“认为疾病是引起某种历史巨变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导论》）所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影响人类种族命运的疾病造成的影响以及用这些疾病的传播来说明时代特点。在医学史家和人类学家的眼中，疾病是人类文明发展过快的衍生物，它和战争、饥饿交织在一起改变历史的轨迹。如黑死病、雅司病（yaws’是一种形态似梅毒螺旋体的雅司螺旋体＇Treponema pe~enue＇引起的慢性接触性传染病，主要在中非、南美、东南亚一些热带地区流行，也偶见于温带）、梅毒、霍乱、伤寒、天花、艾滋病等恶性传染病都是对普通大众发生影响的疾病，它们不断调整和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在人类的早期社会，疾病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长的作用。一般来讲，只要文明中心区的人口向边缘扩展时，就会有传染性疾病在没有抵抗力的居民中间传播，这就如同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生物入侵一样。研究还发现，非工业社会流行性疾病有季节性，使人口死亡率在适中和较高之间波动，使人口增长维持“繁荣—萧条”的平衡。（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在近代工业文明和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疾病的传播已不按照季节、地域、国家和种族来划分，它是跳跃式传播。像埃博拉病、军团病（Legionnaire·s Disease）、艾滋病、禽流感和SARS都可以利用现代交通工具瞬间传播到他地，其影响也不限于某一部落和某一地芪，生态，坏境、政治、经济均受到波及。作者认为，“艾滋病最终爆发的性质和速度显示，人们的流动性增强以及其他行为上的改变（包括性行为更加‘放纵’），这有助于说明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的特点。”（第237页）这个特点就是传染性疾病增加了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危险。2003年，SARS突然爆发，在呻国和世界都产生了社会的恐慌就很能说明问题。
大规模的传染病是人类文明的伴随物，因此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农业文明的集体生活方式和发达的饲养业就是造成物种之间病毒交叉传染的原因，只是农业社会的人口流动有限，疾病一般都是区域性的，在内陆地区所能造成影响也有
沙皇一家在伦敦
限。如中国文献最早记载的时疫发生在公元前674年，是齐国传到鲁国的近邻传播，其他国家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疠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公羊传·庄公二十年》）。但是在交通发达的沿海区域和战争时期，一个地方性的疾病说不定就能引起了历史的变化，作者举了雅典和罗马的例子。
雅典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了使希腊文明衰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431…404BC），不料第二年就发生瘟疫。据修昔底德说，瘟疫是起源于上埃及（埃塞俄比亚），再传到埃及和雅典。“人像羊群一样地死亡”，“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的情况。”（《伯罗奔尼撤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41…42页）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一下子就把雅典的开明政治破坏了，不仅政治家伯里克利因此死去，雅典海军死亡四分之一，大丧元气。卡特赖特认为这场瘟疫最终使雅典败于斯巴达（第8页）。罗马遭受传染病的打击更为惨重，在马可‘奥略留皇帝（Marcus Aurelius；161~180）任内爆发的著名的“安东尼瘟疫”（又称盖伦医生病），它是罗马军队镇压叙利亚后带回来的疾病，军队在这场瘟灾中损失了十分之一，而十五年之内它导致了罗马帝国本土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皇帝本人也在瘟疫中死去。盖伦（Galen，129…216）所描述的病症是高烧、咽炎、腹泻并且皮肤化脓。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天花最早流行的记录，病源是来自蒙古，这也是迫使匈奴人西迁的原因。但作者认为它不是天花。在公元250年，罗马又爆发了另一场传染病——西普里安大瘟疫（the Plague of Cyprian），它因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200~258）的记载而得名。它的症状是腹泻、呕吐、溃烂、高烧，卡特赖特认为它是斑疹伤寒，是从埃塞俄比亚、埃及和罗马在北非的海外殖民地传播而来。它持续时间有十六年，高峰期罗马城每天死亡的人数达到五千。据作者讲，罗马的这两场瘟疫产生了一个改变历史的深远后果，这就是基督教因此成为了世界性的力量（第17页）。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的起点应该始于开辟去美洲的新航路，它的副产品就是把旧大陆的传染病天花、麻疹传到美洲，同时也把美洲的梅毒一类疾病传到其他地方。在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6s，1485~1547）征服墨西哥和皮萨罗（Fran·cisc。Pizarro，1471~1541）征服秘鲁时，他们所带来的传染性天花等病毒都成为印第安人致命杀手。当时参与攻克墨西哥的贝尔纳尔·迪亚斯曾写到，他们进城后，大街小巷尽是死人，“我们只能在死去的印第安人的尸体与头颅之间行走，……墨西哥城死去的人实在太多，……散发的恶臭令人无法忍受。”（《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17页）其实，当时科尔特斯的兵力远逊于守方，卡特赖特和比迪斯认为美洲居民缺乏对付旧大陆疾病的抗体，殖民者的胜利是因为大多数印第安人死于疾病。这样大规模的死亡惨剧造成了印第安人的恐慌，他们以为是天神的复仇而丧失了对殖民者的抵抗意志，使之人无人之境（第76…79页）。从史料记载来看，墨西哥的人口从征服前的2000万左右到十七世纪不到200万；秘鲁则从700万减至50万，整个新大陆的人口下降到只有原来的10％，多数是因为无法抵抗传染病而死。它产生的一个间接后果就是造成美洲劳动力的紧缺，并引发了帝国主义历史上最肮脏的黑奴贸易。顺便说一下，战争引起的传染病爆发的类似恐慌在我国也发生过。金开兴元年（1232年）元兵攻打开封，封城之后，百姓无法出城造成大疫，“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卷17）我们知道，北宋开封最繁盛时，人口也不过150万，这场瘟疫至少死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二。同年12月，金人只好放弃开封迁蔡（今河南蔡县），一年后，蔡就被蒙元拿下，金亡。史书没有讲金人灭亡之前流行的瘟疫是什么，从疾病迅速爆发和死亡的惨烈来看，这应该是战争造成的人口在短期内大量集中，卫生恶化引起了鼠疫一类的疾病。没有它的流行，宋、金、元的历史恐怕又不一样了。
在讨论疾病对大众的影响及与历史之关系，作者写了很有意思的一章，即“暴民癔症和大众暗示”。一般来讲，鼠疫、天花一类影响肉体的传染病很容易被学者注意，大众精神性的疾病就不那么容易被发现。作者讲的大众精神性的疾病就是所谓的“暴民癔症”，这是一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现象，在群体内他们互相模仿，害怕被看成另类；群体以外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个人发生症状，会连锁性的传染给别人。法国的圣女贞德（Joan of Arc，1412…1431）和希特勒在作者眼中都被认为是有癔症的人，他们在特定的场合能够感染许多人。贞德年幼时有幻听、幻视的症状，即现在所称的“美尼尔氏综合症”（第216页）。作者是英国人，他们对贞德的看法，法国人肯定不高兴。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对的，这就是在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人在七十多年的反抗不成功之后，具有通灵能力的贞德自然很容易成为民族复兴的希望。我想，当时即使没有神灵也应该创造一个出来，贞德不过适逢其会。从宗教现象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来看，我认为贞德所造成的集体性的癔症是所有的社会之常态。书中也举了中世纪德国的“舞蹈病”和低地国家舞蹈狂热，它们的表现形态与十九世纪下半叶北美流行的印第安人反抗殖民、恢复土地的“鬼舞教（Ghost Dance）”基本是一类事，都是相信可以获得超人力量的帮助。我们知道，人类对未来和未知的恐惧需要利用超人力量以预防和应付社会危机，只有尽可能的接近“神圣”才可以避免危机。历史上所见的各种神启、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都具有“神圣”、“绝对正确”的共性，这既是人类对恐惧的本能反应和“恐惧”之冠冕堂皇的遮羞物，也是暴民癔病的心理基础，所以任何社会都无法排除集体癔病。贞德以“神圣”名义倡导的抵抗在世界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以宗教运动的形式上演过，像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义和团、红卫兵运动都是如此。作者把它划人疾病一类，与其说是这类大众性疾病改变历史，还不如说它本
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希特勒的情况与贞德有一点区别。作者说他年轻时有妄想症，我想这种“妄想”恐怕不能说是精神性疾病，较为中性的说法应该是“幻想”。它是人人都有的，问题是出在整个德国在一战之后都存在希望国家尽快摆脱战败耻辱的“暴民癔症”状态，大众就很容易被希特勒的宣传机器所引导，这里面起主要作用的是纳粹的宣传机器而不是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