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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张先生治学严谨的一件事例。当他听说社科院要为老专家们出版“学者文选”，所里准备落实他的文集出版事宜时，他就将文集要采用的文章——有手稿，有复印件，做了系统的编排，并且详细地询问出书的规格体例，包括对注释要求，他说，我尽量事先搞好，可以减少你工作中的麻烦。
张先生并非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但他著书立说缜密、严谨，资料丰厚扎实。无论是他早年发表的论文《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还是他最后出版的《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本书被誉为“深刻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经济特点”，都很有分量，而且读来并不枯燥，充满了新鲜之感。年届八十，他依然笔耕不辍，晚年撰写的论文《晚清财政与咸丰朝的通货膨胀》，获得社科院2002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
我不仅有幸成为他文集的责任编辑，还有幸作了他的邻居，因此能较为方便地聆听他的教诲，粗浅地知晓了他专业知识的渊博，他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和深厚的历史学素养，他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热爱，以及他未了的心愿。他想再版《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企业》的修订本，他掌握着大量珍贵的史料，想将中国金融史从清末写到民国时期，交我社出版，还让我当责编……可叹天未假年。
张先生晚年生活是比较寂寞的，他盼望有人与他聊聊天，可又不愿影响别人的工作。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给他带去了他想看的我社出版的《资中筠集》。他虽身体较弱，但精神矍铄，热情地把他那本《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送给我，这似乎是了结了他的一桩心愿。他说他现在已经不能写东西了，但他正在读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写毛泽东的书，很感动，还掉下眼泪……
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快就去了。当今，还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从事写作和研究呢？
（《张国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之一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35．00元）
悠悠往事，如烟非烟
■ 林孟熹
有一本书畅销书展示了1957年开始的那段凄风苦雨的岁月中，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储安平、罗隆基、张伯驹等个人和时代的悲剧以及他们的人格力量。但也有个别传闻失实。例如：该书《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过了段时间，冯亦代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刘王立明的一个儿子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交代说，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这四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按：刘王立明有两子，长子刘光升一直在海外；此传言中所指，当为次子刘光华。——笔者）”。
作者接着进一步补充：由于不久前彭真曾当面询问章伯钧和罗隆基是否有意移居海外，中共愿玉成其事。章伯钧一下子感到“这四个”莫非是指他夫妇二人再加上罗隆基和刘王立明，怵然大惊。
莫非真有此惊人内幕？其实刘光华根本未到过边境，更未被捕，又何来为章罗探路？不过此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可谓事出有因，容我慢慢道来。
因《北大的民主墙》一文而闯下弥天大祸的刘光华，于1958年初被划为极右，开除公职，押送京中令人闻名色变的茶淀清河农场劳动教养。1961年春解除教养后留场就业，一番辗转被调到北京东郊清河化工厂。这其实也是劳改单位，尽管此时他的身份已易为“就业人员”，但无时无刻仍处身周围一片“阶级专政”的威慑下，不过每当周末总算能回家探望一下老母亲。1964年1月的一个周末，光华又回到东四十一条的家中。同级校友姚祖彝突然来访。姚来自上海，父亲是中兴轮船公司总经理，解放前在校园里属公子哥儿类型，解放后转变很快，曾任学生会副主席，1950年毕业后分配到外贸部海运公司。姚于1958年初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既非右派，似乎亦非反革命，不知何罪名），此时已解除教养，在京郊一个劳改农场就业。姚告诉刘，他决定南下偷越边境并邀刘同行。刘闻言大惊，力持不可。姚表示如今妻离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舍此已别无他途。刘则坦言，姚此举太冒险，自己虽迭遭磨难，含冤莫白，“但我对这个党，这个制度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加以上有高堂，怎能舍母涉险？而且我认为你也不该这样孤注一掷。”在刘的一再劝说之下，姚勉强表示打消偷越之想。
不久我来北京，光华一一告我。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说：“姚三（姚祖彝排行老三）绝对不会听你的，到时他边境被捕，你必被牵连进去，后果不堪设想。”刘问我该当如何？我说唯一的办法是立即举报，以阻止他这个愚蠢的冒险行动。光华长叹一声：“唉！姚三目前处境已经够惨的了，我何忍落井下石，再蹬上一脚？况且人家对我这样推心置腹，我又怎能背义举报？，这有违我一向做人的原则……”“那你自己怎么办？姚三肯定会被抓回来。”我十分焦急。光华无意和我再争辩，只淡淡的说了句：“反正姚三已答应打消偷渡之想了”。不过看来他自己亦未必相信姚的话。人类能思维，有理性，人类也有感情，有所谓“人性”，也许这正是人类最可贵和难能之处，但人性有时是与理性相矛盾的，人性有时甚至与个人利益相抵触。我不能不被光华的人性所感染，只好祈求上苍庇佑。
不幸得很，事情一如预料：姚祖彝边境被捕，光华因知情不报被发配到黑龙江绝塞苦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最为磨难和艰辛的十二年。最初是在人烟绝迹的新辟的音河劳改农场开荒，虽说生活和劳动极端艰苦，但还算有个农场作依靠，后“文革”一来干脆被遣送到当地乡村生产队监管劳动，成为全靠挣工分糊口，但比“地富反坏”身份还低一等的“二劳改”。
记得幼读《李陵答苏武书》，“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之句如现眼前。近人余秋雨《山居笔记》集中的《流放者的土地》一文这样写道：“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据悉，光华流放之地尤在宁古塔之北。当时光华已年逾四十，加以南方人骨骼单薄，个子细小，体力连一个普通农妇都不如，他两手空空，无亲无友，更无从事农村生产和生活经验，却除了和农民一样干活外，还要搭盖自己的窝棚，修炕抹墙，割草打柴，种菜浇园，更要打理一日三餐以及洗涮缝补，一切全仗自己动手，比一般农民更为艰难得多。十多年里，由于修水利高架失足和放马坠骑两度重创断脚，居然挺了下来，尽管撑着双拐，毕竟还是从“漆黑的深渊”“再泅得出来”，真可谓异数。当年纳兰容若寄顾梁汾《金镂曲》，有云“绝塞生还吴季子（指放逐宁古塔之吴汉槎），算眼前此外皆闲事”，光华吾兄，其亦然乎？
光华是我生平最知己的挚友，可谓“刎颈之交”。我们都是1947年从上海转学到燕京的，都读政治系（次年他转新闻系），又同住男生宿舍一楼的二层，正好斜对门。可是头一年恐怕没说上过十句话，互相印象淡薄，不过我倒是无意中几度“冒犯”过他。那时我和我的同屋小上海冯永祥都是馋嘴鬼，合伙买了个煤油炉，不时炖牛肉，用以宵夜，阵阵诱人的扑鼻牛肉浓香，从门缝钻进光华的寝室，令他馋涎欲滴，而我却从不分给半羹，后来他对我说：“如果换了今天，我整锅都把它端过来！”
1948年暑假我回港省亲，住在九龙的柯士甸道。有一天出门没走多远，猛然发现对面来人竟是光华。原来1947年民主同盟被蒋介石宣布非法后，部分领导人，其中包括刘王立明，潜赴香港重建民盟临时中央，所以光华也趁暑假来港探母。由于我赶着要去办事，只匆匆告诉他，我就住在这条街。第二天上午忽然传来凉台上祖母的声音：“街上有人大喊林孟熹！林孟熹！”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光华。他也住在同一条街，为了找我，从街头喊到街尾。从此开始了我们超逾半个世纪的情同手足的友谊。我们曾分沐春光明媚的欢愉，也曾经历风雷雨电的考验，即使在最恐怖的政治高压下，彼此也从未出卖过对方。有一时期，他放逐绝塞北疆，而我身处岭南一隅，天南地北，万里关山，却无碍灵犀一点通。刘伯母一向待我如自家子侄，光华的三个外甥女都从小称我舅舅，令我这只海外归来的孤雁，居然在陌生的北国找到一个温暖的栖所。此情此景只道如日昨，又谁曾料到当年那位慈祥、优雅、高贵、满腔爱国热情的著名国际妇女活动家刘伯母，日后竟被硬栽上美帝特务的罪名受尽折磨，以古稀高龄魂断囹圄，遗骸至今下落不明。
光华的父亲刘湛恩博士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现长眠于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是陵园里唯一因抗日而牺牲的非党人士。刘博士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由于领导全市性群众抗日组织，坚主抗日，曾多次受到敌人的恐吓和威胁。遇害当日，光华陪伴父亲到公共汽车站候车，敌特凶徒竟于光天化日下开枪行刺，眼见父亲中弹倒卧血海，光华奋不顾身穷追凶徒，凶徒摆脱不得，回身拔枪向光华发射，幸而子弹被卡。在巡警和路人协助下，光华亲手擒获杀父仇人，时年仅十二，成为当时全上海小朋友们心目中崇拜的小英雄。
1942年，为报父仇雪国恨，年方十六的光华考人由南京迁成都的中央军校（正式名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通常被称为黄埔）十九期，1945年毕业，日本投降了，被分发到全部美式装备的新六军任见习官，还不到二十岁。
赶不上报国，却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