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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评价，中国现代真正的科学家不多，黄万里是其中之一。这里的所谓“真正”，包含有这些科学家的悲剧色彩，而黄万里的悲剧在于，他的价值是通过一个工程的失败来证明的。
实际上，黄万里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预见到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而是在面对三门峡水利工程，中国水利专家集体丧失立场的背景下，他孤身对抗“民意”、触犯上级，捍卫了真理和自己的良心。
中国建设史上的最大败笔黄万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的水利、水文学专家，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作为新中国最有影响的水力专家，修建三门峡工程，他当然义不容辞。
但当时人们都听苏联专家的。从１９５２年开始，中国从苏联聘请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定计划，遗憾的是所请的专家为水工专家，他们精通水坝业务，但未必了解黄河。黄万里曾说，苏联虽有建水电站的经验，但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黄河有泥沙——正是黄河的泥沙日后成为灾难的根源。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成立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那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妙的远景：在黄河干流上将修筑起４６座河坝，“５００吨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兰州。装机总容量可达２３００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１１００亿度，相当于中国１９５４年全部发电量的１０倍，灌溉面积由原来的１６５９万亩扩大到１。１６亿亩。”
在这４６座河坝中，三门峡的这座最大和最重要。正是这项工程的修建，导致在以后的４０多年里几十万人口离开他们原本富裕的家园，迁移到土地贫瘠的偏远地区，其中一些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生活变得一贫如洗。据记载，曾有水利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的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对不起你们”。
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充满壮志豪情的领导人们一心一意要在自己手里实现“圣人出，黄河清”的梦想。在这种一边倒的极端气氛下，负有责任的专家大员们不敢面对现实，直抒己见，个别的甚至曲意逢迎，企求腾达。敢于讲真话，道实情，坚持科学见解的人非常之少，黄万里的反对之声就显得格外刺耳。
惟一的反对者在１９５５年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交口称赞，惟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当场指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０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京召开，此时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在筹建中。
在讨论会上，三门峡工程的“主上派”与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展开激烈争论。
“主上派”们描绘的是建高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的美妙图景，而黄万里说，在这个淤积段上是不能建坝的。否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他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灾害。
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争辩七天后见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上世纪７０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１０００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８０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到了５０年后的今天，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１９７２年黄河开始断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１００多天。
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师王维洛曾在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中算了一笔账，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４０亿元，相当于４０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和因之受灾的地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更是一个谁都无法估量的数字。
右派２２年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召下，黄万里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小说《花丛小语》。在这篇３０００多字的小说里，黄万里通过包括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一些事件，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泽东在看过《花丛小语》后，一次，遇见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之后，《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注定。
１９５８年黄万里被正式定为右派，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从此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转折。
但即便如此，黄万里也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三门峡工程败象已露时，国家领导人曾通过黄炎培示意给黄万里，如果他写个检讨，就可能把他右派的帽子摘掉。黄万里不但没有检讨，还给领导写信质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有人说，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黄万里１９３５年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１９３７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２６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可以说无论在学历上还是在经验上，国内很少有人能达到黄万里的水平。即便在进入高校教书之后，他也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科研能力。在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的近四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著作。
黄万里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去世。他的子女评价他，“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于政治观点也是如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如此。”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不要和农民聊矿难
作者：曾颖
那天，我和电视台一位记者出去采访一个带着伤残老公出嫁的女人，这种题材虽然做得多了，但做起来很顺手并且很安全，因而是酷暑天最轻松不过的活儿。 我们的车在半路上出了故障，司机一脸痛苦钻下车底去修理，我们在车里坐着，眨眼间就被烘得全身流水。有眼灵的人看见前面有两间茅草屋，屋前枝繁叶茂的树投下的一片荫凉像个美丽的女子一般冲我们抛着媚眼。这使得我们一行人三步并做两步，像一块块炽热的炭，从炉中冲入水中一般地冲进那片绿荫。 树荫下放着几块石头和一把竹椅，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农正在那里编晒席，看得出他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在他身后不远处，他的妻子正在宰猪食，刀砍在木板和菜叶上空空的响。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除了斑驳的泥墙显得比别的农家更贫穷以外没有任何异样，两位老人见我们来了，也没停下手中的活计，只是很狐疑地看着我们，好像想问什么，但又什么都没问。 我们自作主张地坐下，主动和老人套近乎，说说天气和今年收成之类的话，这些话使老人对我们放松了戒备，停下手中的活，叫老伴给我们倒水喝。 不一会，太婆端着两个身体有点残疾但还算干净的碗出来了，碗里盛着散发着清凉气的凉水。她端水的手像是石头刻成的一样，上面有很多很黑的裂纹，裂纹里累积了多年来艰苦劳作的痕迹。 有了水，有了树荫，我们自然轻松起来，开始聊天。从拉丹袭击美国到以色列围困阿拉法特一直聊到前两天吉林发生的矿难，有二十几个四川民工困在井下。 我发誓我们聊天纯属信马由缰，没有什么目的。但我却看见一直埋头干活的老农民停了下来，手中的竹刀开始颤抖。这时，他的身后，他白发苍苍的妻子轻飘飘地倒在地上，手中的刀很清脆地响了一声。 我们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有人说老人是中暑，赶紧掐人中，有人则想起自己采访包里还有藿香正气液，赶紧去拿。大家手忙脚乱一通忙活也不见效，有人提议赶紧送医院。 幸好，汽车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修好了，乡卫生院离得不远，十几分钟就到了。医生乡里乡亲的也算熟人，对老人的病似乎也很有把握，半小时的抢救，老人终于醒过来了。忙活完的医生一面洗手，一面对我们说：这老婆婆经不起刺激。 “我们自己聊天，没刺激她啊！”我们感到很委曲。 那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 不就是本拉丹阿拉法特吉林煤矿埋了二十几个人吗？ 医生把眼镜一扶说：这还不算刺激？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在外面打工，也不一定就是啊！ 医生一脸正色地说：你想想，你们这一路人，又是摄像机又是采访车的，莫名其妙地就进了她家，还矿难矿难的，这年头，她们能捞着被采访的机会恐怕就只有家里人在外面死了，你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