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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72年到谢胡身亡的那一天，一直是他的侍卫长。……我发现，他在去世前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受到了威胁，很可能被撤职，也可能被打死。他死的那天夜里，我正在他的住所前警戒。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可能自杀。因为他是一个极特殊的人，性格十分倔强。一般人见到他就会打哆嗦，说他凶狠，但我始终认为他只是憎恨那些软弱无能的人。……谢胡当然有罪，但肯定有人比他的罪过更大，更令人恐怖，那就是杀害他的人。他常常告诉我，他已经感到威胁，于是我们就加强了警戒。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要当心些，说不定有人会从你们想不到的地方向我开枪。他在12月17日那天开完会之后，没有同霍查一起乘电梯，而是一个人闷闷不乐地走出来。回到自己家的书房，把皮包往地上一扔，对我说：‘阿里，你知道政治局会议开得什么内容吗？哼！算啦，快去好好注意警卫吧！’显然，他已预感到危险近在咫尺。”
“晚10时，谢胡叫我进到他的房间。他正在与霍查通电话：‘请原谅，恩维尔同志，我希望到您那儿去一趟，哪怕是5分钟也好，以便一起讨论一下我准备的明天会议上的发言。’过了一会儿，便挂上了电话。跟我道了一声‘晚安’，意思很明白，我没有陪同他外出的任务了，叫我到外面值勤去。第二天，谢胡夫人跟我说，霍查当时的回答是：‘没有必要。我已经累了，我家来了一两个客人。你无论准备得怎么样，都在明天的会上谈，而我将做出自己的结论。’”
“当晚，我们确实加强了警卫。但事情还是发生了。”
切诺说完上述一连串蹊跷事后认为：“谢胡死亡之谜，隐藏在一封他死前几小时写的长达30页的信中。这封信就放在他的床头柜上，被他的长子弗拉季米尔拿走了。我看到谢胡的尸体后，立即给阿利雅打了电话，告诉他发生的情况及在床头发现的那封信。后来听司机说，阿利雅接完电话马上去了霍查家，再从那里打电话给内务部长哈兹比乌，让他马上到谢胡家拿那封信。哈兹比乌立即照办。弗拉季米尔相信那封信很快就会到阿利雅和霍查及其夫人奈奇米叶手里。值得庆幸的是，我之所以还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没有看过那封信，而看过那封信的人几乎全死了：弗拉季米尔在他父亲死后不久被捕，在关押期间被电死；哈兹比乌也在1982年因被指控参与了一桩反革命阴谋而遭镇压。”
谢胡绝命书曝光
2005年，阿尔巴尼亚议会外交委员会书记、前外长、民主社会党主席，著名历史学家巴斯卡尔·米洛向媒体首次公布了他保存至今的谢胡临终前给最高领导人霍查的亲笔信（即绝命书）原件，证明谢胡是自杀。信件刊登时对信中涉及的目前仍在世的重要人物及一些情节打了省略号。下面便是谢胡给霍查的绝命书：
霍查同志：
你于1981年6月11日亲手撰写的《党诞生的时候》一书中曾经写道：“亲爱的谢胡，过去和现在你都是党的光荣的领导人之一，你始终站在每场斗争的最前线，随时准备为捍卫人民、社会主义祖国和党而进行不屈不挠的、原则性的斗争。你是人民的儿子和忠诚战士，你为人民而进行过并正在进行伟大的斗争，党和人民感激你。我。作为你的患难之交和患难与共的最亲密的同志，拥抱你。”
但是我，你的莫逆之交和患难与共的最亲密的同志，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犯了错误：最近我同意了我儿子斯坎德尔与杜尔迪乌（一个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人）的女儿的婚事。在你的直接干预下，我解除了他们的婚约。我之所以犯这一政治性错误，其原因我已作了检讨。我11月12日长达39页的检讨，是真诚的，绝对真诚的检讨。但这个检讨，在11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却被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所否定。最后，您称我为“狡辩”，并要求我今天进行反省和接受政治局会议上对我提出的所有批评，彻底推翻被您称之为“狡辩”，也就是谎话、欺诈的检讨。
霍查同志，我随时准备为党献出生命。而我现在正在这样做：为党献出生命。我，你正确地称为同甘苦、共患难的最亲密的同志，利用你给我留下的唯一机会，让你，我亲爱的同志、导师和兄弟，了解真相。
我正在毫不犹豫地、冷静地把生命交给党，因为我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捍卫党。
现在，当我们就要从肉体上分别时，我要告诉你我至今没能说出的话，因为此前从没给我说出真相的机会。我是犯了政治错误，但它被夸大了，直至昨天的政治局会议。（……）我认为，所谓“我凌驾于党之上”、“狂妄自大”、“独揽国家大权”等，都是五花八门的恶毒指责。不，霍查同志，我由于我在检讨中所说的原因而犯了错误，我在工作中也有缺点，但说我要（与您）平起平坐、凌驾于党之上，以及对我的其他类似性质的指责，我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永远不会接受这种荒谬的指责。我的检讨不是狡辩，而是诚心诚意的。我一生为党为人民工作，从未争“名”、争“地位”，争“战略家”的称谓，没有把自己置于你之上。对我进行的最为严重的指责是说我把自己置于党之上，树“我”自己，出人头地，也就是反对党。我们曾经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而一起进行过许多斗争，难道如此健忘？您个人没有把我称为敌人，但是（……）其他人指责我把自己置于党之上，实际上就是指责我是敌人。
不，霍查同志，我不是敌人。您还记得吗？有一次我去你家，谈起斯坎德尔的婚事，分析了我犯的这一政治错误，我曾说敌人总是极力挑拔我俩间的关系，也就是分裂领导层，并提到科奇·佐治、丽利·贝利绍娃和周恩来。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巴卢库也曾这样做过，但阴谋未能得逞。（……）你想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吧，你大权在握！但我即将为党而死，我要说出最后的遗愿：请捍卫党和社会主义（……）否则，在你身后，赫鲁晓夫们会统治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就要告吹。假如你不重视我现在说的这些话（……），那么，亲爱的霍查，过错则不在我，而所有的责任都将落在你的头上。我用我唯一可用的方法——自杀完成我的使命。
再一次祝福党！（……）我们的党有忠诚的干部。（……）
一贯在马列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的我们光荣的党万岁！祝您长寿，至少能以维护党和社会主义！（……）
打倒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社会帝国主义（还有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为首的修正主义！共产主义万岁！打倒反动派！
请保佑我的家人们！如果您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就说“谢胡是玩枪走火死亡的！”或者随您怎么说吧。您也在把我看做敌人，我相信时间会揭露一切，真理永存。
我就要含冤而去！（……）
穆罕默德·谢胡，1981年12月18日，地拉那。
信件刊出后，霍查夫人及其次子在接受采访时说，谢胡信中“赫鲁晓夫”后面应当有阿利雅的名字。霍查的次子甚至把逼迫谢胡自杀说成是阿利雅而不是霍查的责任，并称阿利雅不仅背叛了霍查，而且也是阿民族的叛徒。阿利雅确信谢胡“自杀”
霍查的接班人、阿剧变后首任总统阿利雅每当谈起谢胡之死，都坚持谢胡“自杀”的说法。谢胡事件发生时，阿利雅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实际上的第三把手。他是这样描述谢胡自杀的：
谢胡与霍查之间曾发生过争论，但没有发生过导致冲突的矛盾。导致谢胡悲剧的事件确实与他儿子订婚有关。1981年9月，谢胡的儿子斯坎德尔打算与一个阶级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女排运动员订婚。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是“阿奸”，以后出逃国外。……当时，正在筹备拟于1981年11月8日召开党的“八大”，所以决定等“八大”之后再讨论谢胡的问题。“八大”还是选举他为政治局委员，并保留他的总理职位。这清楚地表明，谢胡儿子的问题并没有给他带来负面影响。事实上，政治局起先也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只是找谢胡谈了一次话，要他做一下自我批评就算了。谢胡也曾表示解除这门亲事，并向政治局交了检讨书。在代表大会后，于12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谢胡做了书面检讨。会开得很长，因为政治局委员在发言时对他的自我批评不满意，……建议给他党内“记过”处分。会议很晚才结束。霍查本来没有话要讲，后来决定第二天上午9时继续开会时再说。我和霍查一起离开，并送霍查到他家门口。路上，霍查对我说：“明天我们听谢胡说些什么，然后我再发言，这事就算了结了。我也同意大家的意见，给他党内记过处分。”第二天早晨8时左右，我在家里接到谢胡的卫士长打来的电话：
“谢胡总理在自己的卧室自杀了。”我丝毫不怀疑谢胡是自杀的，立即离家到霍查家。霍查正在吃早饭。我没有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以便等霍查同志把饭吃完。而霍查却催问我有什么事，并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我觉得今天的会不会很长，只有我和穆罕默德发言。这个问题也就算完了。”我接着他的话音说，看来事情还没完。昨晚谢胡自杀了。听到这一消息，霍查皱了一下眉头，表现很惊愕。他对我说，怎么会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什么动机促使他这么做？
这一天，政治局会议还是召开了。同志们对谢胡自杀感到无比愤恨，并谴责这是“敌对”行为。此后，霍查便开始对谢胡发生了怀疑。为了证实谢胡的死因，霍查取出了有关谢胡过去的一些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原本存在卡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党内第三把手，霍查的亲信，1979年病故）的保险柜里，但钥匙在霍查手中。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