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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文中还明确规定了人生而具有“平等之权利”、“不受人卑屈之权利”、“不从顺人之权利”等等。这些认识所使用的概念和价值标准与传统的臣民观念截然不同，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公民观念已经冲破传统观念的藩篱，开始向人们的意识中渗入。
公民意识即权利、义务观念的发展不仅表现在认识方面，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中，还经由法律的形式被肯定下来，集中体现在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其他法规政令中。其中明文规定了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全体国民一律平等，依法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项权利。《临时约法》具有宪法性质，它的产生意味着从法律上否定了传统的臣民观念。
然而，皇权的崩溃并不等于民主政治必然确立。正当人们喜庆民主共和之时，洪宪复辟给了当头一棒。先进的人们重新跌入了困惑之中。他们极力思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理想的破灭？他们发现，除了“守旧之武人及学者”等反动势力的阻碍，近代以来民主运动的开展实际只限于社会的某些阶层，并未能得到全国民众的响应。陈独秀说：“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他敏锐地认识到民主政治成功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否则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维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李大钊也认为：“民贼之巢穴，不在民军北指之幽燕，乃在吾人自己之神脑。”（《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第47页）人们只知崇拜权威，是难以形成独立意识和政治自主观念的。于是“五四”时期人们高呼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指出“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把批判之剑指向传统文化，要与封建伦理纲常彻底决裂，实现全社会政治观念的普遍更新，以使民主运动真正成为“国民的运动”。可是，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进行十年之后，鲁迅仍在疾呼：“此后最要紧的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北京》《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31页）其后，历史发展实现了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作了详尽的规定，但没有真正实施，“文革”却把宪法抛到九霄云外。这种历史现象的延续或重叠说明了什么呢？一言以蔽之，虽然国体性质和政体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还没能从传统政治文化思想的羁绊中完全解脱出来，公民意识尚未能完全取代传统臣民观念。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不够发达、教育水平低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长期存在的“一言堂”也抑制了公民意识的正常发育。下边着重谈两个问题：
（1）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内在价值系统的巨大差异，使得舶来的公民及权利、义务观念难以深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土壤，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类似西方自然法的观念，只有基于专制政治而形成的权势一特权观念，或可称为“权威权利”；更没有关于个人权利的自觉，只有伦常等级化了的群体意识。因此，当人们向西方寻求真理，接受了有关公民（国民）权利义务等观念时，主要是接受了这些观念的表层含义，却忽略了这些观念的内在价值标准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准则的格格不入。因此，尽管人们以权利、义务为参照物，尖锐地抨击了君主专制下的“尽人皆奴隶”状况，尽管随着民主运动的进程，权利义务观念得到法律认可，但权利义务观念很难一下子取代传统的政治文化。臣民观念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其中的价值准则经过多种社会化渠道的长期渗透，已经深深地嵌入并固着于人们的观念意识之中，积淀为普遍的政治心态素质。面对着有深厚基础的传统臣民观念，舶来的权利、义务观念势必难以凭朝夕之功取而代之。
（2）形成普遍的公民意识必须以每个人的具体实践为必要环节。公民权利的实践环节指的是，人们在实际的政治参与过程中，真实享受到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一般说来，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只有经由具体的实践环节，才能社会化为普遍的公民意识。换言之，人们只有在具体的公民权利与义务实践过程中，才能学会做公民。公民权利的实现与公民意识的提升是同一个过程。试想，如果不是1960年代女权运动的推动，美国妇女的公民权利不能实现，其公民意识势必仍然受到压抑；同样，美国黑人正是在1960年代的反种族歧视斗争中，实现了选举等权利，才促进了其公民意识的提高。公民权利从法制规定向着普遍意识的过渡，既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的民主化程度的发展，同时又取决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具体实践中的推动。
从政治实践看，法制规定的公民权利如果没有普遍的公民意识作根基，这种规定只能形同虚设。因为，赐予的公民权利缺乏全社会广泛的积极认可。尽管国家有可能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和社会化渠道将公民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输送给人们，可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践环节，人们没有真实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便难以真实理解并认可权利、义务的内涵与功能。在他们看来，权利、义务是一个“模糊概念”或“抽象名词”，与个人的政治行为和选择并无瓜葛。这种法制规定与实际政治意识的严重脱节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这种局面：既不知如何享有和运用公民权利，也不会形成履行义务的自觉，结果导致社会普遍存在不负责任和实际义务感降低。公民意识的薄弱直接影响政治运行中制衡机制的形成和完善，阻碍政治民主化进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谢胡自杀之谜·王洪起
1981年12月18日晚8时，阿尔巴尼亚的阿通社向全世界发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担任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达28年之久的谢胡“因精神错乱自杀”。消息传来，阿国人顿时万分震惊。今日，谢胡之死，却依旧被阿尔巴尼亚媒体称为阿建国近百年历史上“最大的谜”。
谢胡其人
谢胡是阿尔巴尼亚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于1913年1月10日生于阿中南部的马拉卡斯特拉，青年时期曾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任第12国际纵队第4营营长。1939年2月，西班牙战争后，他被流放到法国集中营。1942年8月，经多方努力，他回到了阿尔巴尼亚，加入了阿共产党（后改名为劳动党），投身阿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斗争，亲自组建了第一突击旅和阿民族解放军第一师，为国家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解放后，谢胡曾被派往苏联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奉调回国，任人民军总参谋长，以后又担任过内务部长、司法部长、警察总长以及国防部长等职，并于1953年至1981年去世前一直担任政府总理，达28年之久，被人民议会主席团授予“人民英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被视为阿最高领导人霍查的“亲密战友”和内定接班人。在谢胡死前，霍查对他赞誉称赞有加，说他是“天才的军事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1981年5月，阿党中央还决定出版谢胡著作选集。
谢胡生前曾多次率团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及所有中国高级领导人的接见，在中国许多地方发表过讲话。我国一些年岁较大的人对他也还熟悉。1967年，他最后一次访华时，应邀为武汉两个对立面的“造反派”做说服工作。当时，两派人马都试图争取阿国人的支持，在一片混乱中纷纷向谢胡的坐车里塞“红宝书”毛主席语录。1972尼克松访华，阿军一名基层军官一边看着《人民画报》上刊载的有关报道，一边向我专家组同志提出置疑：“为什么你们邀请帝国主义头子访华？”——这其实反映了阿高层的看法。谢胡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知悉了这一情况后，发话说“这名军官的言行破坏了中阿友好，要枪毙他”。我大使据国内指示，出面说情，才得以从轻处置。这到底是谢胡代表阿党有意作秀，还是他本人出自对华友好，不得而知。
谢胡“自杀”后的大清洗
谢胡是18日凌晨“自杀”的，而就在他死前的17日下午，他还会见了来访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当晚，以霍查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他的批判会。显然，当局是有意推迟了谢胡之死消息的对外公布时间。
消息公布后，当夜首都的气氛非同一般。持枪的警卫战士加紧了巡逻，放置在中国使馆对面的广播电视总局大楼和其他建筑物上的高炮、机关枪隐约可见。“祖国烈士大街”旁的党中央大厦灯火通明。阿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在霍查亲自主持下紧张进行。霍查像往常一样，打着强有力的手势说：“谢胡一方面被南斯拉夫国家安全局要他杀害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的命令所逼，另一方面又慑于阿党和人民团结的威力，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只好可耻地自杀。他的死是自绝于党的可耻行为。党不会为他举行葬礼，只能把他像狗一样埋掉！”与此同时，国防部通讯总工程师易布拉辛·沙马塔伊奉命来到谢胡住所，径直登上2层谢胡的卧室，检查屋里的通讯仪器，以便搜集证据，证明谢胡与外部和外国使馆的联系及进行的“敌对活动”，为霍查搜寻打击谢胡的炮弹。
第二天，地拉那的所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