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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样的传说，新华社的不少同志认为：这是因为征求慎之等人的意见，他们才有啥说啥的；如果连这也要秋后算账，那就连“小民主”也没有了，那就更不妙了，所以毛主席才高抬神手。
可是，1957的“反右”黑风，还是把慎之兄也狂卷而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听说在国际部，慎之兄由于才高识深，周围颇有一些很崇敬他的年青人。这些年青人中，也不乏同样崭露才华、意气风发者，慎之兄对他们也抱有美好的希冀。于是有人把慎之兄认为最有才气、最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男女们，喜称为慎之兄的“金童玉女”。慎之兄也非常信得过地与他们说了许多知心话。但听到了党的“反右”召唤，这些“金童玉女”中有人就猛然感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神圣召唤应该高于一切，就把慎之兄平时对他们所说的一些知心话全都抖落而出，其中就包括上面提到的“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样的所谓“极其狠毒”的言语。实际上，这句话来自毛主席自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所幸的是，由于吴冷西等人与慎之兄的关系一直相当友好，同时也相当赞赏慎之兄的才华与人品，所以人们在给慎之兄所做的“右派”结论的第一条只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全篇结论均未收入“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样的语言。而且据说在正式下结论之前，吴冷西正巧奉召参加中央整风五人领导小组关于讨论某些“右派”定性问题的座谈会。他原来很想在这个会上为慎之兄的问题说几句好话，恳望中央不要把慎之兄也定为“右派分子”；但是当他到达中南海的那个会议室刚坐定，拿到一份打印好的文字材料，邓小平就率先讲话了。邓小平扬扬手中的材料说：请大家看看有关李慎之的这份材料。对这样严重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大家说说，李慎之究竟该不该被定为极右分子？
这一下，等于给吴冷西当头泼了一大盆冰水，吓得他只好尊口免开为上策了。就这样，慎之兄也被扣进了“右派”大囚笼，经受了21年磨难。
二
1976年毛泽东逝世。紧跟着，向全党全国张牙舞爪了好多年的“公母四只恶螃蟹”也被铐上了大铁鏊儿。虽然有人还要高奏那“圣魂永在”的“凡是”曲，但东方已出现了一扫笼罩新中国近三十载的阴霾的曙光。
果然，1978年春夏之间，胡耀邦大力促成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正广泛深入开展时，又盛传胡耀邦正指导中组部参加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公安部、民政部研究“右派”问题会议的同志，必须力争为这几十万平白无辜地苦受了二十一年磨难的同志，求个合乎天道人性的圆满结局。
这时，我的苦命妻潘雪媛因坚忍苦等我十四年，而被其所在工厂的“卫道者”们迫害得患了精神分裂症，我本人在山西劳改场所猛推烧砖用的黄土，又一次被小车把儿打断了肋骨，连轻轻地吸气都疼痛难忍，只得回京边照料雪媛边养伤，同时挤出空儿上访中组部、公安部和全国政协，询问何时才能结束我们这些中了“阳谋”的受害者的冤难。
其间，我也曾去军事博物馆路南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大院，拜望过多年未见的慎之兄与他的老伴张贻大姐，相互简述了这许多年来的苦难情。不日，慎之兄手提一布包，来到了新华社在西单著名的清真饭馆“又一顺”背后的参政胡同七号小杂院，找到了我们的那间面向北的不足十平方米的斗室。这斗室不但整年照不进一丝阳光，背墙上还满布着墙后第二实验小学厨房和水房渗过来的水印儿。室内除了砖头支撑着木板的所谓的“床”和吊在砖墙上的木板条几上的些许马列书籍和毛氏“红宝书”，几乎一无所有，他只能落座在我们的孩子们也是砖头支撑的小木板床的床沿上。慎之兄的目光透过他那宽边近视镜环顾了一遍，不禁深而又深地长长地叹了一大口气。这位素来快言快语、说话从不打弯的学者，此刻却几乎在强忍着带有伤痛腔的颤音向我说：“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新华社的一些人把你和你的一家人坑害得这么苦……”他边说边麻利快地摘下他的眼镜，用小手绢疾速地擦了擦眼泪……这才使我第一次极其真实地感受到，慎之兄是一位外表刚强而内心实为柔善之人。是的，只有真正心地纯善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接着，慎之兄解开手中的蓝布包，原来是一套略微褪了色的灰蓝布中山服和一顶配套的单帽儿。他向我们全家说，他虽然也被开除了党籍撤了职，但只降了几级工资，每月好赖还能拿到九十来块钱，加上张贻大姐的每月百来块钱。虽然比不上过去但将就着也还过得去，比我们这个几乎被整得一无所有的家总算强一些。然后他对我说：“你以后再上访或上大街，就不要再穿这一身紧紧巴巴又打着补钉的工作服了，这简直就像个叫花子或拣破烂的。”
是的，经过二十一年的磨难，不但我过去在朝鲜战场的单棉军服都已破破烂烂，面目全非；就是去越南采访特制的并曾在1955年春节应邀与胡志明主席一起野餐时所穿的那套深蓝呢的中山服，也都破得大补钉摞小补钉，已完全看不出它曾是一套比较高级的呢料服了。而劳改场所发放的劳动布工作服都比较瘦小，就是碰到了心地尚比较和善的管理员让我挑选出似乎是特大号的，但穿在我这光着脚丫儿也有一米七八的大块头身上，仍显得紧紧巴巴，何况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磨损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每隔两年才发一套，还得“以旧换新”，所以只能补钉加补钉了。慎之兄的身材几乎与我一般高，他的衣服我完全可以穿。我们全家都深为感动，十分感谢他在同样饱尝了世态炎凉之痛中对我们的雪中送炭。
隔了一会儿，在探讨今后怎么办的过程中，他曾对我说，当年你是新华社“反右”风潮中被折腾得影响最大的，不但矛头直指毛老人家“神化”，而且国内外媒体都作过比较广泛的报道，如果现在能给吴冷西写封信，请他帮把力“通融通融”，把戴某人的问题解决了，“那就等于在这四面密封的墙上撞开了一个大窟窿，其他人也就可以从这大窟窿飞出去了。”说到这儿，慎之兄“哈哈哈”地大笑了好一阵儿。
待他笑定，我说，如果那样当然好，我也不怕把脑瓜儿撞破。但是对吴冷西这个具体人，我却不想去“麻烦”他。这倒不是他是个大社长，还当过中央委员，而我只不过是个小记者，站得远不是一般高，而是我瞧不起他的为人。单就我的遭遇而言，只因为我与他之间闹了些意见，他就迫不及待地宣布我为“右派”。对这样的所谓领导者，我信不过……
慎之兄想了想，说：“也是。那我们就静候五大部会议的佳音吧！”
不久，佳音果然传来。当年一过了国庆节，我就穿着慎之兄送给我的那套中山服，重新迈进了新华社大门。他也在这前后，被借调到社科院刚刚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帮忙。过了两个多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本人和被称为以我与李耐因同志为首的“反党右派小集团”，在新华社的96名“右派”中首先获得“改正”，全都恢复了党籍、军籍与记者职务。但不知何人作祟，慎之兄的问题却一直被挂着。这是不是因为新华社的有关人认为当初慎之的问题是邓小平定的，而不敢“擅自行动”？直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紧接着邓小平访美，邓小平却要慎之兄担任他的访美顾问，新华社的那些惯于看领导脸色办事的人，这才连夜开会，为慎之兄的“老右”问题改了正。
三
慎之兄随邓小平访美归来，就被正式调离他工作与磨难了三十多年的新华社，到社科院先后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和社科院副院长，工作十分繁忙。1989年后，他不当那个副院长了。其后，我们不但常常在人数不等的聚会和多种座谈会上见面，就是时而陪同他的老伴张贻大姐到新华社卫生所取药，也会就便到李普老头家或我的蜗牛居促膝长谈。由于交谈的频率较稠，就积累出了相当可观的广度与深度。
有一次，慎之兄在寒舍，他对我说：你比我小几岁，而且在1940年十二岁时，你们苏北就已成了黄克诚同志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了，关于四川大后方的事，你可能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一些，或者长大成人后，从一些书本上读到许多。而我在抗战后期，就已到了大后方了。日寇投降后，我又直接参加了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我亲眼目睹我们党和我们的领导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几乎整天价高呼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他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极其强烈地争自由、要民主。这一切，当时是很得人心的。可是，等人家出力不等地帮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又如何？
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象。
慎之兄提到马克思的一封信，见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页。这是马克思1843年5月在旅途中到达科伦时，给其共同编辑《德法年鉴》的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所言。在这封由德文译成中文共约4500字的信件中，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极其深刻尖锐的剖析。他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不管这种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怎样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用来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我敢肯定说：只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存在一天，普鲁士国王总还是当代一个人物。”（以上均见同书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