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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群等五位作者，在团中央工作多年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书中除了反映出他们的这种学养之外，还贯注了他们对领导兼朋友的耀邦的深厚感情。耀邦的平易近人，待同志如家人，遇事可以相互争执，善于接受意见，知错必改，决不自以为是。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他首先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他总说：“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这些话使他们最难忘却。张黎群曾是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同耀邦的关系密切。1957年耀邦率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张黎群几乎被团中央机关工作的主持人打成右派分子，耀邦回国后把他保护了下来。他们五位对耀邦的亲身感受，想必也会感染读者的。
我深信，读了这本书的人会更了解耀邦，更亲近耀邦，更崇敬耀邦。我更希望读者们在这本书的激励之下，更自觉地成为耀邦事业的后继者，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完成他的未竟之业，使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认真实施宪政，成为真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我已经快八十八岁了，我也会这样做。
最后，我想振臂高呼这样一句口号：向胡耀邦学习呵！
2004年10月初
附言：
2005年11月18日，本文写完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召开了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顺应民意，重新肯定了胡耀邦同志的历史功绩。随着社会的进步，我相信，人们会越来越重视胡耀邦同志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意义。
（责任编辑 吴思）
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杜导正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共和国整整走过一个甲子的历史了。60年前，我是一个25岁的毛头小伙子，60年后，我垂垂老矣。古语云：“鉴往知来”，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前行，必须清醒地回首。作为陪伴共和国走过60年风雨的老人，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老干部，近一段时间，我陷入深深的思索。
2008年春，在北京薄一波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我发表了一篇演说。题目是：中共八十年经验教训，可概括为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
这是我长时间思索后的结论。这个结论，我想，用来总结共和国60年的历程，也同样适用。
1949年夺取政权前，我们党实行新民主主义，我们成功了。夺取政权后，我们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搞乌托邦，我们失败了，失败得很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重又回归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思路，并在实践中予以发展，我们又成功了，成功得举世瞩目。
这样，共和国60年的历史就可以划分为两个30年，两个人、两个时代——毛泽东和邓小平。“新民主主义”就成为如何看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物。
两个毛泽东之一：有大功的毛泽东
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是毛泽东时代；1921年至1949年，从广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时代。这样，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两个30年。这样的划分，当然不是单纯地从时间上来考虑，而是从毛本人前后的作为考虑。简而言之，有两个毛泽东。
对于已经逝世32年的毛泽东，对他在中共党内和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长处与短处，如何评价？应该“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平和的态度。
许多人讲，“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说，没有毛泽东，我们仍然会在黑暗中摸索。这句话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此有痛切的感受。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一直到1820年，GDP仍占全球约30％；但是，实际上，从所谓的“康乾盛世”甚至再早闭关锁国时就走向衰败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遭受了数不清的战乱，被侵略，中国人民满怀屈辱和悲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儿时的那首歌曲，其中唱到：“亡我国呀，灭我种呀。”为什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就是那时中国到了要亡国灭种的境地，必须用“民族主义”旗帜来拯救这种危亡。可惜，他过早去世了。在其后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民族危亡的局面依旧没有多大改变。在事关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问题上，当然不能说蒋介石政府是卖国的，但它有很大的动摇性，尤其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他那“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实际上纵容了日本人的入侵。而实力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此民族存亡的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立场则非常坚定，寸步不让。所以，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特别是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共是非常得人心的。
我14岁就参加抗日战争。那时候，参加抗日队伍，有投奔“国军”和“共军”的选择。我的家乡在山西，山西基本上是“国军”的地盘，“共军”是因为国共合作后才开拔到这里的。我很小，但我读小学读初中时，已读到过毛泽东和中共的一些文字，知道毛泽东领导的“共党”和“共军”是最坚决抗日的。这个党是为国家的前途是为老百姓而建立的。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有一种非常敬仰的感情。这也是当年投奔“共军”的所有人的基本想法。所以，八年抗战，共产党队伍不断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也不断地壮大。毛泽东这个功勋是历史性的，谁也否定不了。
既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为国家为百姓的，那么，党一直致力于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也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三条，讲“民生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民生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个土地问题。过去，少数地主阶层人口占据了大部分土地，地主所有制压得中国农民喘不过气来。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暴动的目标都是夺得土地。为此，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但他同样也没有来得及搞。而作为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却根本看不到这一点，连一句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他都不敢提，因为蒋在当时是地主官僚资本家集团的代表人物。
1943年，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曾刊登彭德怀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白话诗：“屋漏锅破肚皮饥，哪有心思想别的？”这至今使人印象深刻。在当时，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来说，什么婚姻、自由、人生规划，都根本无从谈起。农民渴望手里拥有土地。那一年，我在中共应县任县委常委兼民运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也是基于这种认识的。
共产党、毛泽东长期开展土地革命，并于1947年开始土改。那时候我被《晋察冀日报》派到定县西关北街领导土改，亲眼看到农民分到土地后，那种内心欢呼毛泽东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浓烈情绪。土改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极大地加强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不过，现今需要反思的是，在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我们本有条件不搞暴力土改而考虑和平土改；但很遗憾，出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其更拥护自身政权的目的，各地土改仍然延续了暴力路线。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就是“民权主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建设民主政治。这一条，蒋介石也完全丢了，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其根据地的政府，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却继续捍卫着、实践着。
前几年，有人编了一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把我们党在抗战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有关民主政治的言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社论，汇编在一起。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来，在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根据地的人民政府，是把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的，热烈呼吁民主政治和政权的建设。
就我自己来说，我始终记得当年印象非常深刻的两段话。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在1944年说的。他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第二段话，是1944年2月《新华日报》社论中说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这两段话说得何其好啊。那时，我们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深恶之痛绝之，对一党专政所带来的腐败也都耳闻目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要摒弃这些恶政，还权于广大人民，我们是多么地拥护。像我这样年少即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就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旗帜下，为了民族解放、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了建设一个不同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