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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7”字头序列圆锥滚棒轴承产品在“社渚轴承厂”形成系列，年产量达到可观的60万套。这种既无注册品牌、也未便标明生产厂家的轴承以09…16钢印代号行销业界，一举赢得声誉。多项质量指标居全国第一的检测结果引起同行的关注，历史久远声名赫赫的辽宁瓦房店轴承厂、洛阳轴承厂、哈尔滨轴承厂纷纷派人前来取经，令他们惊异的是，这里不仅劳动生产率极高（这不足为奇），生产手段先进，大量采用来自联邦德国、瑞典的精密机床，原材料轴承钢也来自西欧，劳动力极低廉的成本使他们有多余的钱进口物资和设备。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厂对诸多传统生产工艺进行了创新，使成品率大幅上升，原任物理讲师的吴紫城发明了采用电子线路程序控制的轴承清洗机，使装配效率大幅提高，这一装置后来被全国轴承行业广泛采用；他另一项革新是设计了晶体管分立件电路的弹子分选机，将磨削工序中因砂轮自然磨损而外径超差、原本可以合理报废的弹子自动分档，与同样超差的轴承内、外钢圈匹配，使之合格，挽救了许多废品。
对工作勤勉者的奖励和嘉许也是兑现的，当然不是金钱，吴紫城为此被减刑二年，这对他比任何物质刺激更宝贵，返家后至平反之前，他已经在琢磨技术创业，现在他是南京慧城水处理科技公司总经理，所产渗透膜装置销往国内外。服刑时任技术组成员的陈自强原系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机械工程师，在星体观察自动跟踪系统研究方面颇有成绩，鉴于他在劳动中兢兢业业，加之管理干警不懂科技，有一次要与上海一个机构交涉业务，居然提前叫他蓄一点短发，由干警陪同去上海出差，穿便服的干警在现场倒成了随从。
辉煌一时的社渚轴承厂竟然成了当年的“橱窗”，1974年前后，陆续有几个非洲国家的司法部长、美国的一位大法官率领的团组到这里考察访问，赞许其管理秩序和生产效率。两相比照，其时监狱外理应正常的中国社会反倒孕育着又一波高层政治较量，社会失范状况在继续，国民经济萎顿。
又过了两年，轮到社渚轴承厂内一干人等躁动起来，外界信息通过各种微妙的渠道传进墙内，他们用几经深思的语言公然交流对时政的分析和预测，故态复萌，而这正是他们走进高墙的缘由，因为当时一个至高无上的指导理论“一个人只要对别人说话就是在作宣传”成了法律概念，严禁踩线。
上诉的人多了起来。1976年3月10日，转载《翻案不得人心》社论的《新华日报》刚发到手中，犯人中的议论就热烈起来，一致的反响是：“标题前面应该加一个‘不’字”，如此放肆的言论居然没有遭到批斗，人心浮动又何止这些从未认过罪的人，管理干警中半数以上来自大中城市，他们在“五·七干校”经历了斗、批、改，作为“问题干部”像流放一样被罚到这偏僻的劳改农场充任管教员，还带着家属，尤其是子女问题，费尽周折才为在这里无书可读、无业可就的十七八岁的男孩女孩安排一个与犯人在时间上不交叉的班次，拿一份国营农场标准的工资。他们同样急切地期盼落实政策，出现转机。所有阶层、不同处境的人们都在躁动中等待着出现变数，这就是“文革”及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必定失败的根源。
1978年夏天起，陆续有人被原单位会同恢复不久的法院接走，一张张“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的裁定书让这些久离社会的人踏上归途，乘车驶过离开社渚农场必经的江苏溧阳县南渡大桥，又一座分隔两界的桥。
几年以后，因编了一首知识青年怀乡歌曲广为传唱而被判刑十年的吴青生，平反后当上了南京自动化设备三厂厂长，他驱车到社渚轴承厂联系加工协作，看到的情形不令他意外，占当年劳动力70％的“反革命”成员几乎走光，轴承年产量由60万套萎缩到不足20万套，产品质量也一落千丈。
生产要素中“人”的分量和价值是何等重要。
劳改农场中一个分支单位的一度辉煌，折射了那个年代的荒诞和邪恶：有用人才在囚笼里汇聚，在重轭下效命；奖惩激励在此运用自如；低成本高效率在这里体现；物资在这个系统里能快速流动。而彼时墙外的中国经济社会却在窒息中挣扎，最落后生产力政治代表不可一世的表演快要落幕了，因为它危害之烈已经广泛被人们唾弃。
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即留校任助教的谢孝荣，因对“文革”“妄加议论”获罪八年，1978年平反后回到南京大学，被闲挂在地理系遥感室，对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友好交流赠送的一批中国地面卫星遥感照片发愣，当时我国连飞机航拍技术尚不周全，没有与卫星照片比照的样本。无奈之下他决定远涉重洋，仅用一年即修完学分取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当上一家医用传感器公司的工程部主任。在稍后的日子里，谢孝荣以华人的钻研精神改进了F…15战机空地打击制导系统，获取一项联邦专利。若不是忧愤去国，中国会早一些年、多一些人为本国服务。当然，谢孝荣是爱国的，在移民与归化局宣誓加入美国籍的时候他哭了，手上拿着一面美国国旗，口中却暗自喃喃地叨念：“我是（在）美国的中国人，而不是中国（裔）的美国人……”，多年来他与国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在青岛办过卓有成效的合资企业。前不久晤面时他不由回顾起中国巨大的变迁以及自己在美国从事多种工作直至创业的经历，深有感触地说：遵循价值规律必然导向市场，市场是广义的，不仅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平台，市场也在陶练人、淘炼社会、淘炼一个民族，催生向上的价值取向。
我怀着景仰的心感念在中国最困难的年月里认识到并坚守着积极价值观的前辈们，尤其是在自己经历了不寻常遭遇和命运转折之后。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徐秋影案件真相·余 刚
上世纪50年代初，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故事影片《徐秋影案件》。作品原型是当时震动全国的一起被哈尔滨市公安机关破获的潜伏特务组织——邵玉魁案件。影片中徐秋影的原型是哈尔滨文教局女秘书赵洁珊；而那个女特务丘涤凡的原型是哈尔滨市民政局女干部邵玉魁。
当时的观众原本格外喜欢惊险的反特片，加上又是“真事”，上座率自然空前的高。直到80年代，“女特务丘涤凡”被释放后，还戏剧性地在别人家看到电视里播放的《徐秋影案件》。
谁也不会想到，《徐秋影案件》的故事——哈尔滨邵玉魁乙号案件，竟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大冤案。
1987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同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邵玉魁案件的改判意见，对邵玉魁宣告无罪。她坐了20多年牢，当了半辈子“女特务”。被捕那年才37岁，如今已年逾古稀。
哈尔滨市民政局为邵玉魁落实了政策，如今的邵老已是离休干部，按离休干部待遇她分到了一套住房，市民政局还将她儿子调到哈尔滨照顾老人。
在她二室一厨的新居里，我们采访了这位历尽磨难，被许多人关注的老者。邵玉魁年逾70岁，虽然坐了多年冤狱，又步入暮年，可她仍精神矍铄，语言简练，记忆力极好，仍然辨得出年轻时的丽质与风姿。
“我虽被关在监狱里，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国家干部，尽管我是在屈辱和忍受中活着，被人们看成女特务，但我认为监狱——这人间另一个世界外的春风和空气对我是公正的。我要活下来，留着我这张嘴。我曾希望自己活到80岁，在80岁之前，总能让世人明白我受冤的真相。”她诚挚，欣慰地对我们说：“这样的压了这么多年的奇冤大屈，能在今天平反昭雪，全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政策啊！”
我们向邵玉魁说明来意，老人的记忆出奇的清晰。
1948年11月6日晚上，哈尔滨市文教局漂亮的女秘书赵洁珊在江上俱乐部西侧的江畔被人枪杀了。子弹从被害人脑后偏右射入，由太阳穴穿出。经法医鉴定，赵洁珊头骨的创口相当于4。35毫米口径的弹头所造成。
公安人员从被害人的遗物分析，认为情杀的可能性较大。赵洁珊文静漂亮，追求她的男人当然不只一位，有《东北日报》记者；还有市文教局和市法院的两个干部。经侦察对这三个人的怀疑很快解除了，赵洁珊被杀一案悬了起来。
当时虽未建国，但哈尔滨已经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3年过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赵洁珊的父亲写信给市人代会，要求“早日逮捕凶犯”。市政府领导命令公安局抓紧侦查，限期破案！
哈尔滨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乙号案件侦破小组”。
公安人员在赵洁珊生前用过的小本子上看到了这样几行字：“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这本是鲁迅先生在他著名的《无花的蔷薇》中痛斥暴政的语句，但当时是建国初期，许多公安干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办案人员没有读过鲁迅这篇文章，却把这段话当成了赵洁珊反动思想的流露。后来又从死者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一张小纸条，上写：“水道街10号，工厂街25号”（水道街系现在兆麟街）。原来这是一个“L”型房，一个门临水道街，一个门临工厂街。两个门通的是一户。这个门牌号住的是邵玉魁娘家。继续往下查，赵洁珊果然认识邵家的女儿邵玉魁。邵玉魁和赵洁珊在光复后国民党占领哈尔滨时，都是市妇女协进会筹委会的副主任。她的弟弟邵莲魁和邵亚魁在长春当过国民党兵，妹夫李子和在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