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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万次地踏过这条小路的时候，邓小平在思考什么？后人可以发挥各种各样的想象，来演绎这一段历史。但历史本身的严肃性，是排除演绎和想象的。因此，要追寻身处闭塞流放地的邓小平思考的轨迹，还不如从他在1972年两次出行中的言行来的实在。
1972年9月，已经感受到“好运气”的邓小平，通过江西省委向中央提出，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11月，邓小平踏上了井冈山之行。
井冈山之行，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有详细的记载，而能够展现思考轨迹的，是他在泰和与一位原红一方面军的老红军、老战友池龙见面时的谈话。池龙是原空军的干部，“文革”中被打倒，刚刚获得解放。谈话中，池龙指着身上被打的斑斑伤痕悲愤地控诉林彪集团的暴行。邓小平说：“这帮人整人是不择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谈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邓小平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都是总理保护的。”对于林彪，邓小平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接着，他又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毛毛写道：“这是六年以来，父亲第一次对‘文革’事物发表这样多的谈论。他谈了毛泽东，谈了周恩来，谈了林彪，谈了中央文革的‘书生’们，对‘文革’中中国政坛上的政治人物进行了评论。其实，这些想法在他心中早已形成定论，只是他为人严谨，从来不轻易议论。这次，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又在革命圣地与革命同志相遇，便将心中蕴藏了多年的想法说出，一吐为快。”
历史昭示的事实，远比毛毛的分析更富有新意。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对“文革”一直是抱着抵触的态度，只着眼于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整顿，实际上，他在千万次走在“邓小平小路”上的时候，已经对“文革”形成了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使他已经认识到“文革”是中国一场灾难了。而到了1975年，毛泽东对他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由他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此，他宁愿再次从政坛上沉寂下去。
由此说来，邓小平在泰和与池龙酣畅淋漓的谈话，说毛泽东、说周恩来、说林彪、说中央文革那几个“书生”，实际上是在阐发自己对“文革”的思考。虽然“政治环境已经改变”，但远没有改变到可以公开地臧否“文革”及仍在中央的“几个书生”的程度。但邓小平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事实上在梳理自己的思考轨迹。从另一方面来说，邓小平明确提到中央文革那几个“书生”。这几个书生就是后来成为“四人帮”的人，也是邓小平复出后所要面对的对手。邓小平已经预见到，一旦自己复出，与“四人帮”的斗争将不可避免。
1972年12月5日，邓小平再次出行，到他所熟悉的中央苏区故地。1932在中央苏区，他被王明路线指责为“右倾错误路线”，也就是毛泽东批示中说的“毛派头子”。40年前，他因为这个“毛派头子”而被批判。40年后，他能踏上这里并在第二年重返中央，自然也是因“毛派头子”这个历史资源。因而，邓小平将出行之地选在这里，就具有了某种政治含义。比如，参观毛泽东旧居，他说：“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受打击的。”而自己目前所处的境地与当年又何其相似乃尔？言谈中所蕴含的意思，又不难参透。
邓小平此行，实为故地重游，寻找当年的足迹而抒怀自然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但着眼于调查研究也是此行的由头。因此，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会昌的物资交流大会，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在瑞金，他参观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邓小平一路参观，显然比他上次井冈山之行多了一个内容，要对“文革”中的经济状况有一个亲身的了解。他在1973年复出后，大刀阔斧地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虽然不能从这种调查中微言大义地予以解释，但他对“文革”中经济的凋敝状况，显然早就有所了解。
一个应该引起史家重视的细节：在瑞金制糖厂，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邓小平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这种政治家的言论隐含着什么？
此时，邓小平重新复出已成定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他显然认真地思考过：在毛泽东维护“文革”的前提下，他如何既能坚持自己否定“文革”的主张，又能在政坛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的答案是什么？“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是对复出后命运的一种答案。
邓小平从1973年复出后的整顿，到1975年因拒绝毛泽东为“文革”做出一个“三七开”的历史决议而再度从政坛沉寂的轨迹，也昭示了这种答案。
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王学泰
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前“反动学生”这个词虽也常见于教育系统的内部通报，但真正作为政治帽子、作为正式处分大学生一个案由，只实行于1963年到1966年清理反动学生运动中。到了1966年有些特殊，如果是年初划的、并送劳改了，也就是“反动学生”了；如果拖到文革起来了，到了7月，毛主席下令不许“整学生”，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并指出北洋军阀镇压、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于是这批“反动学生”也就一风吹了。而此前的“反动学生”依然在劳改场劳动改造，直至1969年1月24日起，被各校陆续派员召回为止。嗣后，有的随1966…1968三届毕业学生分配；有的延宕至1970年随1969届学生一起分配工作或劳动；有的不幸，再次戴上帽子驱逐回原籍农村监督劳动（如人民大学的“反动学生”）。
缘起
整“反动学生”始于1963年暑假的北京高校毕业生毕业鉴定时。据1963年河北北京师院数学系毕业生朱志曾先生回忆，毕业前，学校要求每个人都写自我鉴定（政治性的），然后集体讨论通过才能毕业。在写鉴定之前，校方传达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高教局的文件。文件说在北京高教领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毕业生中就有阶级敌人，并公布了一些案例。有北大的“反动小集团”案，科技大的“叛国投敌”案等，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地质学院尚育森投书中央广播电台“驳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案。1963年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二十五条”）发表，广播电台日夜广播，声势很大，北京地质学院物理勘探专业的尚育森是个山东汉子，对“25条”有异议，马上给中央台写了一封据说有7000字的信，要求在反修防修问题上公开辩论，结果被定为北京的第一个“反动学生”。
此事被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报告给了毛泽东，1963年7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见国家教育委员会编：《高等学校学籍管理文件汇编：1950…1987》）。毛泽东的批示，指出这类现象所在多有，这是一批极右分子。文件说“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教育部经国务院文教办批准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于是从1963年暑期前起，在全国大专院校中清理“反动学生”。第一批“反动学生”被清理出来了，计有尚育森、朱志曾、李明昌（河北北京师院），以及北大的吴启元、伉铁保、科技大的马家骅等。于1964年送往红星农场劳动改造。
铺开
处理“反动学生”的文件在1963年暑假就已形成，但据我所知，除北京外，其他各个省市没有马上按照这个文件清理和处理“反动学生”。大约是学生在文件下发后都已分配完毕，已经离开学校，不好追回来重作一次鉴定。
到了1964年，毕业前阶级斗争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以1963年3月5日为标志的“学习雷锋运动”就拉开了在学生中大搞阶级斗争的序幕，先是“学雷锋，做好事”（现在许多人认为“学雷锋”就是“做好事”，其实目的在于抓阶级斗争），跟着就是照着《雷锋日记》中的精神搞“青年学生的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忆苦思甜”等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教育。并要求同学们联系实际，人人过关。“三年困难时期”校方允许甚至倡导的东西（如保持热量，劳逸结合，展开文娱活动如跳舞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动员学生自我检查提高。北京师院化学系还揪出学生于某作为“反动学生”的样板，并被送至劳改局农场劳动改造（1999年我碰到该同学才得知他劳动教养后又在劳改农场就业了十多年）。1964届学生毕业之前，学校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